“城市事件”的连锁反应

　　北京工业促进局巡视员、首钢搬迁领导小组副主任樊建接受采访时表示，说首钢不注重环保是很冤枉的，“首钢的环境质量和投入，向来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周冠五在首钢推行承包制改革的第一年，就将环境改造作为改革的一部分提了出来，“当时，首钢把钢铁产业中环境最坏的‘烧结厂’进行了重点的环境治理”。据说，改造后的首钢“烧结厂”成为“全国最干净的‘烧结厂’，并作为首钢对外展示的窗口单位”。80年代，有外人参观首钢，‘烧结厂’是必不可少的参观项目。

　　首钢对环保的投入和环保对首钢多少成为一种具备约束性的权力还是两码事。1990年，地方环保局再一次被首钢“打败”。董光器说，1990年，首钢要上“1700轧钢项目”，要占用石景山的地进行开发。“市政府派了当时工业局的张鹏负责协调这个问题，请了规划局、规划院、石景山区、丰台区和房山区代表，还有环保局参加多方论证。市里本身是想尽力促成这件事，由市里出面打个圆场，结果这场论证会演变成了各个部门对首钢的批判会，没有任何一家同意首钢这么干。房山区和丰台区抱怨首钢不用它们的石灰石，两个区既要饱受污染之苦，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环保局抱怨每次要进驻首钢调查排污设施，都被首钢拒之门外；规划局认为首钢不采纳他们的规划建议，因为他们认为“1700项目”完全可以在首钢的原地就地解决，而不需要这样扩张，去占用新地。最后，这场让主管部门生气的论证会就被中途停止了，直接由北京市主管领导和周冠五双方坐下来定了新项目的全部方案。”

　　在企业环保费用里，污染排放费是一笔不小的费用，90年代首钢一个厂一年就得超过1000万元以上，而1989年、1990年时，首钢经常出现滞交排污费的情况，前后累积了20万元滞纳金。“这笔钱对首钢来说，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数目，但它就是不给，它根本没有把环保部门放在眼里。”时任石景山环保局局长的高德贵说。

　　事情到了1992年才解决。石景山环保局把首钢起诉到法院，当时负责这件事的环保局官员牛淑珍回忆，“首钢方面派出的一个代表可能是环保处的，他们到法院后仍然坚持说，‘首钢对北京税收的贡献大，这个费他们不应该再交了’。法官把他来的车给扣下了，第二天首钢才派人交齐了滞纳金”。

　　1989、1990和1992年前后的微妙变化，与其间的北京亚运会直接相关。“亚运会对环境指标的要求，实际上让北京市有点吃紧。”高德贵说，“亚运会召开前后，北京市大部分重工业企业停产。亚运会当年，北京紧急搞了几次活动，进行企业停产试验，看停多少、怎么停，才能做到环境收效最大化和经济损失最小化。当时首钢的几个高炉白天全部封闭了，海淀区的重污染企业沥青厂也完全停产。”

　　作为重大城市事件的亚运会给原本极为弱势的环保系统带来了巨大改变。北京仓促应对得出的结果之一，就是1990年以后，环保权力在城市中的力量有所放大。高德贵回忆，“亚运会之后，我是当年北京市人大代表，我递交的议案是《关于石景山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议案》，这个议案被作为当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一号议案”。

　　高德贵说：“根据这个提案，1993年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石景山地区污染治理小组，由张百发领导，市政管委会主任郑一军任组长。这个治理小组工作的重点是制定和执行‘3年治理计划’，计划总共投资3个亿改造首钢的各种治污设备。”

　　“2160项目”在这时候撞在枪口上。兰新辉说，1993和1994年，首钢分别投产了一号和三号两个大高炉，到1994年底，首钢产量一下跃升全国首位，这时产品竞争力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这么高的产量，但是排在第一名的产品全是建筑用材，就是螺纹钢这类被称为‘面条’、‘裤腰带’的产品。板材产品只有不到100万吨，而当时的宝钢已经完全以板材产品的生产为主了。”首钢将希望全部寄托于这个2160毫米的热轧板的上马，“规模很大，400万吨的生产量，投资额在90多个亿。首钢当时认为，只要‘2160项目’顺利启动，首钢就相当于现有的一半产能都成功转型为高附加值产品，未来的生存空间就没问题了”。

　　“当时已经不能再像1985年的‘二炼钢’和1990年的‘1700项目’，想立项就立项了，任何新项目的启动必须拿到环保局的‘环境影响评价’。”高德贵说，“当时，由国家环保总局授意，市环保局牵头，首都规划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任组长，北京市监测总站站长任副组长，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团队，负责考察‘2160项目’这么大的项目一旦落成，对北京新增污染贡献究竟有多大，包括噪声污染、热辐射和交通流量。”“因为首钢总是拿自己跟宝钢比较，我们为‘2160项目’还专门去宝钢考察，发现二者实在没有可比性。宝钢是临江临海型钢铁企业，而首钢在现有规模上任何一点扩张，都会造成和居民生活空间的直接冲突。”

　　这样，“2160项目”成为首钢第一个在环保审批上就被否决的扩产项目。薛渤洵说，“2160项目”10年来一直不被批复，更根本的阻力来自于国家计委和经贸委。“1990年亚运会之后，事实上倾向首钢搬出北京的高层官员已经越来越多，一直议而不决的原因只是条件尚未成熟。”

　　对首钢而言，没有“2160项目”后的发展规划也显得相当吃力。高德贵说，在很长时间里，首钢的办法是不搞新项目，通过直接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完成规模扩大。一座旧高炉，几百吨容量，把原来的拆掉建一个新的，就变成上千吨；原来的小钢厂也通过拆建，几倍地增加产量。但首钢也越来越感受到首都身份对于企业扩张的束缚。首钢很早就在探索“异地扩建”的选址和方法，不过直到2003年，仍然没有“主动搬迁”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算盘是保留首钢总部，在河北另建新厂。

　　僵局的打破

　　“首钢搬家”的话题又一次被提起是在1999年初北京市人代会上，十几位代表指出，首钢对大气的污染和水资源的污染必将“影响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影响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国家环保总局在数次召开了关于首钢搬迁的环境论证会后，明确指出，要满足申奥的环境质量，首钢必须搬迁。而首钢在会上拿出的反驳理由仍是他们数倍于其他钢铁企业的环保投入——从1995年开始，首钢每年环保投入接近2个亿，接下来几年，还将陆续完成焦化厂煤气脱硫等32个深度治理项目。他们让环保局拿出首钢污染的具体依据。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国家环保总局又一次在北京新大都饭店开了环境论证会，首钢的时任董事长罗冰生、副总经理徐宁和主管生产的副总王义都参加了会议。据出席会议的人士回忆，以北大环境工程学院的一名专家为代表的观点坚持认为，“即便首钢目前一些环保指标达标了，也不意味着就不排放污染物了，达标是在一定限度内排放。此外，如果按照首钢现在钢产量800万吨算，维持800万吨生产需要运输的矿石、矿粉、焦炭等大量物流就达到4000万吨，运输过程中也将产生很大污染”。

　　论证会后不久，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在给北京市政府的一封《关于解决北京市空气污染和地下水位下降问题的建议》的信中概括了几名专家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北京市的上空有个黑盖，黑盖的中心就是石景山，到了晚上就往市里移，往下沉。钢铁厂的炼焦炉在炼焦过程中由于需要往焦炭上喷水，大量的酚进入水中，废水渗入地下，严重污染了地下水。酚的毒性很大，饮用受酚污染的水后会影响人的寿命。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

　　这封信由梁从诫于2001年9月16日转给北京市市长刘淇。梁从诫在信中附言:“关于首钢搬迁问题，几年来已有许多专家提出过。1997年2月，我也曾在八届政协五次会议上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

　　“今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我又在有关会议上重提此事，并与另一位顾问、原北京市环保局江小珂局长的看法不谋而合。然而我注意到，9月6日您在政协论坛闭幕会上演讲阐述‘绿色奥运’理念，在谈到首钢时，仍然只提限产不提搬迁。我完全赞同钱老的建议，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

　　2003年，僵持了两年的“首钢搬家”问题被打破了。“这个意外，也和2002年以来整个钢铁行业发展过热有关，当时国家为了遏止各地争上钢铁项目的劲头，每年给国家经贸委主任1000万到2000万吨的钢产量压缩指标。”薛渤洵说，“因此，有一次国务院高层领导开办公会，这位领导听到在大家在会前谈论‘首钢搬迁’的问题时都较热烈，他的第一反应是说，‘首钢有必要搬迁吗？’”“的确，因为‘2160项目’的流产，按照当时首钢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竞争力，用彻底‘停产’来解决一直以来的搬迁争议并非没有可能。”这样的压力下，才有了首钢在2003年递交国务院批复的那份“搬迁报告”。

　　多赢

　　800万吨产能的特大钢铁企业东迁250公里，这是一个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

　　钱当然是个最大问题，如果国家不给予支持，首钢“废旧建新”的浩大工程将完全成为对首都环境建设的补贴，从经济账上来算，肯定是一个完全亏本的买卖。不要说几年后新首钢正式投入生产，进入成本回收期时，整个钢铁行业的景气情况是否已经大为不同，就算一直维持和现在相似的高赢利的投资回报状况，收回677亿元的巨大投资，光靠首钢一己之力也是异常艰难。原首钢董事长罗冰生在2003年“两院院士行”开幕式上的陈述，也有点说给上级政府听的意思。

　　在得到国家给予支持的明确表态后，兰新辉说，从2003年8月，他负责给首钢编制的搬迁规划就已经很明确，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框架：“一是北京地区不断压产直到停产，二是投资64亿元的冷轧项目仍放在北京建。这既是作为北京发展高新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一部分，也是给北京保留了首钢未来最有价值的一块资产。”

　　首钢在物质层面上的“搬迁”规模将微乎其微。北京顺义和唐山曹妃甸的新钢厂都将建成全新的环保工艺生产线，搬迁产能不转移污染，是国家发改委、首钢与唐钢三方的共识。新钢厂自动化程度空前，只需要8000名工人，按照曹妃甸新钢厂首钢持股51%，唐钢占49%的股权结构，首钢6.4万名钢铁工人中，只有4000到5000人可能搬迁到曹妃甸。首钢搬出的主要是“产能”。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说，按照现行财政体制，“产能”是地方政府搞规划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现在国家不会直接拨款给地方，贷款也总是要还的，企业利税逐渐成为地方财政的真正支柱。在钢铁这类原材料产业，争取到800万吨“产能”实际上就是争取到每年几个亿的利税。

　　吕斌认为，用这个方法观察，“首钢搬迁”实现了多赢。首钢本身也没有在搬迁中损失多少“产能”，除了北京顺义区150万吨冷轧薄板的“产能”。除了曹妃甸新钢厂51%的股权，首钢还在河北迁安拥有近期200万吨、远期400万吨的优质热轧板卷项目，在河北秦皇岛拥有200万吨宽厚板项目。

　　北京虽然失去了800万吨产能，但得到了宝贵的土地，每年还减少了1.8万吨固体排放物，失去的利税能从第三产业收回来;河北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新“产能”中的49%，关键是有了首钢这个龙头企业，曹妃甸工业区将引来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