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丢钱只是引子不存在以公报私

　　“丢钱只是引子不存在以公报私”

　　新京报：你当时怎么想到要暗访的呢？

　　孟：第一次去，是我去找警方，我太太在我丢钱的附近观察。她从九点半观察到十一点四十，发现有很多问题，比如，可疑的、到处转悠的人。但是，到我和警方说好了一起去看时，我太太就听到广播里开始广播警察要来巡查。我和警察到时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在报案之后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我自己决定亲自去蹲点看看。第一呢，是看看我太太说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亲见。另外，我也想看看，没有警察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回访事发地，发现只要在那里呆一会儿，就能发现很明显的问题。警方却发现不了，这绝对是有问题的。

　　新京报：听说你还写了一份《致深圳市人民政府建议书》，寄出去了吗？

　　孟：深圳警方找我谈时，提到说，其实意见已经接受了，寄不寄都差不多。但是我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就一定要寄。

　　新京报：有人质疑，为什么你到自己丢钱了才会想到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以公报私？

　　孟：把这件事情归结于个人问题，是狭隘的眼光。我确实丢了钱，但是丢钱只是一个引子。6000块钱，可能有人说是芝麻粒大的一件事情。但是，这让我对这个地方的治安有了切肤的感受，也算是一个意外的契机促使我去想问题。

　　我不觉得存在以公报私。社会管理不善，让我遭受了损失，我只要是一个公民，就有权利去问责政府，我理直气壮。我是政协委员，我更有责任去问责。

　　新京报：是不是你这种身份让你的问责更容易？普通人被偷了6000块钱，警方会如此重视吗？

　　孟：我不这么想。其实很多人丢了钱会自认倒霉，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我觉得，你不去反映是你的事情，我去反映不仅是因为我有这个特殊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公民。

　　我碰到这种事情会坚持，会显得另类一些。最开始的时候，我去反映，半个月不是也没有给我任何回音嘛。我觉得要相信政府也在不断地为公民解决问题。

　　新京报：这是你履职的一种方式吗？

　　孟：我觉得是。深入一线调查绝对是政协委员履职的一种方式。老百姓反映的可能是片面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只有真正去调查才知道。

　　新京报：可是在现实中，有的政协委员并不会用这种方式？

　　孟：对。有的政协委员习惯会上的方式，也有人说过我这种方式太危险。危险？睡觉还有可能醒不过来呢。我觉得观察和调查对我来说是必须的。

　　新京报：那你觉得这种履职方式值得提倡吗？

　　孟：我只能说自己要这样做，不提倡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履职方式，我不能强加于别人，这样不妥当。

　　“借助媒体是不正常的正常状态”

　　新京报：你这次暗访为什么会带上媒体？

　　孟：带上媒体，是为了客观公正。我自己去，看到了什么，别人可能不相信。有媒体在，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新京报：这会引起炒作、作秀的质疑。

　　孟：我这个人一向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又不给媒体发工资，媒体有自己的判断，他们觉得我这个事情有新闻性，才会和我去。

　　拿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暗访有了媒体，会更容易解决问题，我从来不觉得找媒体有什么错，政府年终表彰还会开新闻发布会呢，我为什么不能找媒体去解决公共的问题？

　　我认为形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促进政府的工作。当然也有人不了解，但是这件事情我看到网上还是90%的人在支持我。换句话说，即使只有51%的支持，我也是占上风的。

　　新京报：你上次闯教育局反映问题也是和媒体一起，你觉得这种状态正常吗？

　　孟：我觉得正常。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问题，很难引起注意，大家都麻木了。媒体借助自己的话语权，让问题重新被发现，不再麻木。媒体可以抓住政府的缺点，来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媒体本来就是监督的一个重要力量。

　　新京报：可是正常来说，很多事情即使媒体不介入，政府也应该自动去解决？

　　孟：我只能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态。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力量是需要去借助的。媒体报道的压力，民主监督的权利，结合到一起，才会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

　　新京报：现在你成为明星委员，觉得这种明星效应对你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

　　孟：我不觉得我是明星委员。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委员，所有的问题都是有感而发，想到就去做。

　　□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