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议邀请独立第三方鉴定虎照

　　国家林业局负有监督、督促之责

　　新京报：陕西省林业厅、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林业局，是否存在推卸责任、渎职的问题？

　　徐源远：这个要靠有关监察机关来界定，需要对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调查。

　　张成福：推卸责任的嫌疑是存在的，但还谈不上渎职问题。

　　新京报：国家林业局认为自己没有直接启动鉴定的权力，并提出相信陕西省政府能处理好这件事情。这里面是否有把球踢给陕西省政府的嫌疑？国家林业局作为林业部门的最高机构，是否有权力对陕西省林业厅的某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否有权力和责任直接启动二次鉴定？

　　张成福：按照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央政府首先应该尊重地方政府处理本辖区内问题的自主性。但是，作为上级机构，国家林业局同样负有监督、督促的权力和义务，因而我认为作为上级机构，国家林业局应该作出更积极的反应，而不能以尊重地方政府行政的自主性而消极行政。

　　鉴定不存在官方、民间的问题

　　新京报：陕西省林业厅以没有官方鉴定机构愿意承接二次鉴定为由，来解释二次鉴定为什么尚未启动。你觉得这个理由是否合理？事实上，此前某官方网站曾正式委托数家民间鉴定机构，对虎照进行了鉴定，这些鉴定有没有公信力？

　　张成福：我认为科学鉴定问题不存在官方与民间的问题，只要具备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的机构均可参与鉴定，而且现代社会中，许多公共产品是由民间机构提供，政府进行采购的。况且就虎照鉴定而言，并不存在技术问题。

　　新京报：几个月前，国家林业局曾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虎照二次鉴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几天前，经媒体报道才知道，二次鉴定至今尚未正式启动。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再一次令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怎么看待政府的信息发布真实性问题？

　　徐源远：对公众关注的事件，政府有责任及时发布真实的信息。如果公众认为信息公布不及时，不真实，是政府的问题，舆论有权利对其进行指引，推动事件的解决和发展。

　　可以邀请独立第三方参与鉴定

　　新京报：可以预想，将来二次鉴定结论出来，仍会有公众对结论不信任，因为鉴定是陕西省林业厅委托的，而其作为当事人是理应回避的。那么，能否考虑启动某种监督程序，对整个事件包括是否有官员渎职的问题，进行彻底的、独立的调查？比如，人大或者政协启动专门事项的调查监督程序。

　　张成福：从法理上来说，陕西省政府及陕西省林业厅作为事件的当事方应该回避，因为任何人均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但是，行政法学界一直存在一个争论，什么案件是自己的案件？就虎照事件而言，陕西省政府和陕西省林业厅作为案件的行政管理方，是否就是案件的当事方？是否就不能介入事件的解决？

　　我的观点是，不能机械化、绝对化。事实上，作为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事件进行管理还存在一个好处，那就是给地方政府自我反省、自我改正的一次机会。当然，政府可以采取一个更容易让老百姓接受的方式。比如，邀请第三方参与鉴定。但要上升到人大、政协参与，甚至启动司法程序，那就大可不必了。

　　徐源远：虎照本身只是一件小事，但现在变成了一个让公众质疑的公共事件。相信直接相关的责任政府，有能力尽快处理好这个事件，在明确的时间内，向社会公布真实的信息。如果单纯因为要弄清虎照真假，必须要更多的部门介入、调查、监督———越拖，越是兴师动众，才会越损害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应坦然、坦诚面对公众质疑

　　新京报：对于政府而言，华南虎照事件有哪些教训需要总结？

　　徐源远：政府可能有时还没有做好坦然应对的准备，缺乏成熟的应急机制，以及足够透明的信息公开程度。坦然、坦诚面对问题，面对公众质疑的态度，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关键。

　　新京报：事实上，政府如何面对民意，如何应对公信力危机，是一门必须研究的课题。

　　张成福：为了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首先必须提高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开度。老百姓有知道事件真相的权利，政府有告知真相的义务。

　　其次，日常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政府必须强化与老百姓的沟通。政府与民间的信任必须通过沟通才能达致理性信任。

　　再次，许多公共事务管理应该强调公民的参与性，包括参与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过程、政策执行绩效评价等。一方面公民参与是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可以提高公民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强公民的责任心。

　　最后，政府必须少说多做。政府只有通过有效的行动，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本报记者 张健康 魏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