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化改革产生新腐败

　　车改=变相加薪？

　　据本刊记者调查，全国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不但没使公众的意见减少，反而更加强烈。

　　“主要是各地的公车多数采用‘卖公车、发补贴’的改革方式，即所谓‘货币化改革’的形式。”杨钟红副教授认为，“尽管这种模式符合货币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照顾了不同级别官员的切身利益，但却带来很多新的问题，甚至产生新的腐败。”

　　“货币化的好处是把公车的费用转变为个人收入，激发个体的节约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控制公车费用的增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毛寿龙教授这样分析，“但由于公车消费数额巨大，根据这一数额公车消费转变为个人补贴，相当于相关人员每个月增加了数百元乃至数千元的收入。这如果没有与公务员薪金制度改革相配套，很容易引起进一步的不满，因而很难持久。”

　　“在原来的公车管理体制下，不同岗位的人员，用车频率相差很大。而按行政级别一刀切，货币化发放补贴，有变相加薪之嫌。另一方面，货币化与官职挂钩，仍然带有‘官本位’痕迹，不利于调动公务员积极性。”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一位博士生同样认为。

　　“我们单位的公车，就是以很低的价钱卖给本单位的领导和职工，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甚至隐藏着一些营私舞弊的操作空间。这不是个别现象，其他地方也很普遍。”记者一位在基层为领导开车多年的朋友说，“车改成为了某些人获取私利的机会。”

　　在采访中，多数受访者认为公车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是因为这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其目的以确保公务员阶层既得利益为出发点，把公众排除在决策之外，最终难获民意支持。

　　公众限制公权是出路

　　有关专家认为，破解公车改革难题，就是要充分运用公开听证的办法，请出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一起讨论确定改革方案，给所有相关群体，特别是公众充分发言的机会。

　　“公车改革需要国家政策强力推进，有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制订详细的有关公车改革指导意见，以在更大范围内为车改统一步调，规范地推进公车改革。”李成言教授认为，“要慎重使用货币化替代方法，可多探索一些有效的手段。因为公车改革说到底还是公共财政的使用问题，它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自然要听取民意，这样才能设计出让民众满意的制度规范。”

　　“公车改革应该遵循该留的留，该收的收的方针。对于因确实需要而保留的公车，可以参考国外的经验，从严管理，加大对占用公车行为的处罚力度。对行政事业单位公用车辆使用应该进行信息公开，让民众监督公车消费，让公车消费的信息尽可能公开。”李成言教授说，“对于取消了公车的单位和人员，出于公务需要使用社会车辆，单位可设立一整套严格的使用范围、批准程序和报销制度。除了公检法等执法机关的特种车辆外，其他由区级政府牵头，集中所有部门和单位的公车，组建公务用车服务公司；公务用车服务公司实行企业化运作，搞好成本核算，对公务用车实行政府补贴价，对外实行市场化运作；对超标车予以拍卖，以体现政府倡导的节能减排。”

　　据了解，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化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也普遍受到重视。比如瑞典政府设计了一套公务车监控系统，在每辆公车上都装有GPS系统，并安装了带有“公务”和“私事”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用车时，必须按下两个按钮中的一个，车才能启动，如果是按“私事”键，行驶费用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扣。监督部门不定期地从GPS记录档案里抽查，如果发现按下“公务”按钮的汽车驶向商业区、娱乐场所等非工作场所，便会进行调查。

　　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杜立元认为，只要政府有决心，公车改革思路很简单，基本原则是：公务乘坐出租车。当然，警用巡逻车、工商执法车等最低限度保留的公务用车除外，其他的诸如领导干部配车等全部取消。

　　为此他提出了“公车服务社会化”的改革思路，具体措施有四点：“首先，加快公务用车立法进程，明确最低限度保留公务用车的范围、使用规范、公车腐败的处理措施。其次，此范围以外，一切公务均乘坐出租汽车。第三，组建公务服务汽车有限公司，分流超范围公车与司机，最终过渡到与普通出租汽车公司同等的经营范围。第四，对保留下来的公务用车严格管理，对公车腐败严惩不贷。”

　　在采访中，多数受访专家认为，公车改革的实质，是剥离公车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除公众的参与外，离不开刚性制度的推动。由此，走法制化之路，让权力制约贯穿改革始终，必然是公车改革的治本之策。(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