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老人自撰《深圳市综合发展三五规划》

　　花甲老人周文和自撰《深圳市综合发展三五规划》:

　　应立法保障市民话语权

　　194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长期在衡阳白沙矿务局下属机电厂担任技术员，退休后曾于2002-2003年在《工商杂志》驻深办事处工作。

　　“解放思想，再创辉煌需要全体市民的参与，我的这部规划可以表明，深圳市民关心深圳的力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厦门市民。”本报《血路》连续报道引起了一位居住在深圳的老人的高度关注。

　　近日，他带着一份由他本人撰写的《深圳市综合发展三五规划（讨论框架）》来到本报，称它至少能够充分展现深圳草根市民关心大事的决心。

　　深圳未来核心定位：试验田

　　老人今年60岁，名叫周文和。2003年退休后来到深圳，目前的户口仍在湖南衡阳。2005年时，他与深圳部分退休老干部共同成立了一个叫做“深圳市支柱产业研究室”的机构。遗憾的是，由于深圳的老干部后来不再参与这个机构的活动，该机构并没有进行正式的登记注册，目前只有他一人。

　　“看到你们报道省里和深圳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讨论后，我花了两天的时间草拟了这个大纲。”周文和撰写的这份大纲共计7页，因为他不会打字，所以文本是用钢笔书写在7页草纸的背面。“我以前在湖南工作时的专业是机电维修，并不是规划，但我爱好这个，个人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周文和的这部规划之所以称为“三五”规划，指的就是应指导深圳今后15年的发展（即从2008年-2023年），规划给深圳未来确定的核心定位是：试验田。“理由是深圳未来应瞄准名符其实的世界领航者，发话人，为续写新的辉煌集聚新的资源。”

　　把深圳建成世界电子工业城

　　在这部规划大纲中，周文和对深圳的未来“试验”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方面给出了不少建议。而规划的发展目标则是，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把深圳建成世界的电子工业城，GDP占全球电子工业产值的50%以上，15年后财政收入超过纽约。

　　就在不久前，深圳市刚刚修订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从规划时限方面，与周文和的“三五”规划接近。对于政府投入大量时间、人力、物力才修订的规划，周文和坦率地告诉记者，他并没有详细研究。但他对自己撰写的规划仍然很有信心，“国家几十次下发文件，都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就是因为政策不成熟。现在很多年轻人想的东西非常浮，产生的社会效果有限。”

　　周文和说，虽然这部规划大纲只用了两天时间写就，但他在收集资料与研究方面足足用了5年时间。在规划大纲的结语部分，周文和写道：“规划起点高、含金量高，符合社会需要，很多方面是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同时能够充分展现深圳草根市民关心大事的决心，力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厦门市民，足以证实深圳具有承担试验的能力。对放大深圳市民创新形象，放大政府开明、务实、注重民意形象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规划亮点

　　●政治领域：完善行政管理制度

　　在规划大纲中，周文和提出，深圳未来应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用理论的课题研究；建立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行政管理制度。

　　●经济领域：打造惟一支柱产业

　　在深圳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方面，周文和认为，政府目前明确的高新技术、金融等支柱产业并不合适，应下决心把已经明确的支柱产业砍掉，只保留有比较优势的电子及通讯工业作为深圳惟一的支柱产业。集中全市人力、财力和资源，全力扶持其做大做强，并建设世界最好的电子工业大学，面向全球招收优秀师生，学生免收一切费用，成绩突出者另发奖金；建设世界最好的科研机构、生产基地，把华强北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进一步改善政府服务与深圳的生活环境，把深圳建成电子通讯工业创业者的天堂，吸引世界各地知名企业和高级人才云集深圳。

　　●文化领域：营造各种优秀文化

　　营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优秀的行政文化、家庭文化、地方文化、商业文化和社区文化、名人文化。

　　●社会领域：重新讨论市民定义

　　重新讨论市民的定义，应把全国在深工作连续3年以上的劳动者视为深圳市民，享受市民待遇；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如同乡会、姓氏家庭、文化艺术团体、慈善会等各种非政府组织。

　　●市民权力：充分保障话语权

　　周文和在规划大纲中提出，深圳应制订《深圳市民话语权法》，更好地保障市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表达权，从而有效地激发市民积极性，迸发出巨大的发展潜能。

　　“形成目前局面（改革创新难以突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充分保障市民说话的权力。目前，让市民说话仅仅停留在一种姿态的层面。像公交降价一事，虽然举行了听证会上，结果却是不降反升。有时甚至把市民说话的大门关上，一切由政府说了算，挫伤了市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周文和认为。

　　除了充分保障市民话语权外，周文和认为，要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还应尽快建立决策、执行与监督分开的体制。“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对行政管理和城市发展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细，也越来越新。如果政府仍旧拍脑袋做事，会造成诸多的负面效应。”周文和建议，在这种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体制中，决策应由专职学者完成，政府通过合同规范学者的决策行为。例如，将报酬与效果捆绑，制订详细的奖罚措施，从而保证学者决策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公共政策一旦确定，不会因领导变动而变动，对预防行政越位，促进廉洁也有一定作用。

　　●机构改革：扩大社区服务范围

　　周文和还建议，在机构改革方面，深圳应撤销或大力精简区和街道办的行政职能，把政策性强、协调难度大的工作由市级机构负责，服务职能下放到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要想做好服务和管理，首先要对市民有深入了解，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都在社会工作的基层一线，发生问题也在现场，甚至与市民有共同的利益，对市民了解非常到位，服务和管理也很方便。而市、区两级官员则在了解基层需求方面有所欠缺，服务和管理也有诸多难度。”

　　周文和认为，基层行政机构可以发动市民的力量参与基层管理，化解诸多复杂的社会难题。例如，可以利用市民群体中的专家、学者、热心能人与政府合作，营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社区文化，形成全民参与、官员互动的良好效果。遗憾的是，目前深圳的基层组织在职责、人力等方面均有欠缺。周文和提出，应把区、街道的治安、卫生、计生、民政、工商、税务、工会等相关工作下放到基层居委会，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又可以节约大量行政开支，更重要的是有益于增强党群关系，有益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本报记者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