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死缓的几个理由

　　废除死缓的几个理由

　　熊红文

　　死缓制度作为我国一项特有的刑罚制度，有着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我国最早提出死缓是在1951年。新中国建立初 期，死缓制度的广泛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修订后的刑法死缓期间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 故意犯罪”，死缓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反而弊端陈现。

　　笔者认为，死缓制度弊大于利，废除死缓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名不符实的生命刑

　　死缓名为死刑的一种，与死刑立即执行没有本质区别，但究其实质，却与有期徒刑相差无几。

　　首先，从理论上看，死缓犯不具有执行死刑的现实可能性。因为，一方面，处于监禁状态的犯人再故意犯罪的能力受 到极大限制，身陷囹圄，也没有再实施故意犯罪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在劳改场所高度监控环境下，犯人基本上不具有实施 故意犯罪的条件，其有条件实施的故意犯罪仅限于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等，而死缓犯人在明知自己两年内实施故意犯罪就必然 被处死的情况下，仍然实施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犯罪，只能表明犯人但求速死的心态，而如果犯人无心改造而有心结束生命， 在被判处死缓之前就有机会自杀，无需以故意伤害他人的方式来换取死刑的执行。

　　其次，从现实来看，死缓制度实行半个多世纪，死缓犯人两年内再故意犯罪的案件屈指可数。实践中，大多数死缓犯 人两年后减为无期徒刑，少数还直接减为有期徒刑，继而还可以获得减刑、假释，逐渐减下去，一个死缓犯人，服刑满十二年 以后，就可能通过减刑或假释出狱。

　　综上，死缓名为死刑，但因其不具有执行的现实可能，因而完全丧失了死刑的内涵，实乃名不符实。

　　不具有死刑的威慑力

　　“少杀、慎杀”是我国一贯的死刑政策，而死缓一直被视为贯彻这一政策最为有效的制度。笔者认为，其实不然。死 缓并不具有这一功能。这是因为：

　　首先，要实现“少杀”并不需要借助死缓制度。所谓“少杀”的核心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既然是决定了不杀，为何 不直接判处自由刑？

　　其次，死缓的两年考察期毫无意义，并不能体现“慎杀”的内涵。死缓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有条件的不杀，通过两年的 考察期再决定杀或不杀，以实现“慎杀”。但是，这种所谓的“考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死缓犯人失去人身自由，再犯罪能 力几乎丧失殆尽，在这两年内不故意犯罪究竟能说明什么呢？

　　再次，死缓不具有取代死刑的威慑力，因而不具有“少杀、慎杀”功能。要借助一种刑罚来实现“少杀、慎杀”，这 种刑罚必须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这种威慑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刑罚本身给犯人带来的痛苦几乎与被剥夺生命相当；另一 方面，这种刑罚具有相当大的转化为死刑立即执行的不确定性。而死缓显然不具有这种威慑力。死缓犯人在缓期执行的两年中 ，只要不故意犯罪，就能减为无期徒刑，甚至直接减为有期徒刑。新刑法规定，将死缓犯人被执行死刑的风险降到最低。死缓 犯人都知道，死刑判决，意味着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死缓的法律性质是生命刑，却根本不具有生命刑应有的威慑力。

　　死缓带来的诸多弊端

　　死缓实质上等同于有期徒刑，但法律上却视同为死刑，由此带来诸多弊端：

　　第一，成为司法腐败的借口。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在法律上均评价为死刑，但何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需要法官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综合判断分析，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给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的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故意李代桃 僵，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死缓代之，而死缓名为死刑的一种，成为枉法者的有利借口。

　　第二，成为申诉上访的缘由。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法官一再向死者家属解释，死缓也是死刑，只是缓期执行。但 当死者家属得知死缓只是名义上的死刑，实质上与有期徒刑几乎无异，这种所谓缓期两年执行的“死刑”，就根本不能抚慰死 者家属的心灵伤痛，相反，给死者家属以更大的打击与伤害，由此，申诉上访也就不断涌现。

　　第三，成为抗诉的掣肘因素。死缓名为死刑，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法院判处死缓，难以定性为量刑畸轻。而实际 上，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一字之差，却关乎性命，跨越生死。当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被判处死缓，何止是量刑畸轻？ 但死缓的头上戴着立法赋予的死刑之名，令检察机关的抗诉显得无力。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二审中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 缓的不在少数，但死缓案件经检察机关抗诉改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极为罕见。

　　第四，沦为“留有余地”的判决。司法实践中，有的死刑案件缺乏定案的直接证据，或者证据间的矛盾无法得到合理 排除，或者控方的证据不能得到唯一结论，案件的证据标准没有达到判处死刑的证据标准，但法院迫于民愤与舆论的影响，或 上级部门与领导的压力，或死者家属上访的压力，不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而判处死缓这样一种“留有余地”的判决。 死缓名义上也是死刑，但又留有改判的可能。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四次判处死刑，二审三次发回重审的陈国清等人抢劫一案，作出改判陈国清、杨士亮死缓 的终审判决就是死缓发挥如此“功能”的典型。死缓成为“留有余地”的判决，使疑罪从无原则无法得到彻底实现，也不利于 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第五，给国际社会造成误解。废除死刑是世界刑法走向文明的大势所趋。但中国的死刑数量之所以造成一些国家的误 读，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都将我国的死缓视同了死刑。

　　终身监禁是最佳选择

　　刑罚的结构应当具有阶梯性和周密性，即不能形成差距太大刑罚断层。而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就形成巨大的刑罚 差距，两种刑罚没有形成良好的衔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的是犯罪分子的生命，而死缓实质上是剥夺犯罪分子十几年的人身自 由，两者之间缺乏一种刑罚承前启后。所以，在死刑与有期徒刑之间需要一种过渡刑，而不得减刑和假释的终身监禁是这种过 渡刑的最好选择。

　　首先，终身监禁对犯罪的威慑功能较之死刑毫不逊色，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用形象的语言阐述了终身苦役 刑的一般预防效果，较之死刑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死刑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固然有威慑力，但让犯罪人在劳改中度过余生 中漫长岁月的终身监禁，也足以令潜在的犯罪欲念望而生畏。

　　其次，终身监禁剥夺的只是人身自由，可以避免死刑立即执行的诸多弊端。应当说，我国立法中存在大量死刑，却始 终未确立这种极具威慑力的终身监禁刑，是一种遗憾。

　　为建立我国刑事立法中科学合理的刑罚结构，笔者建议，应当取消死缓，设置死刑(即死刑立即执行)、不得减刑和 假释的终身监禁、可有条件地减刑和假释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样一种层次清晰、衔接严密的主刑结构，以最 大程度实现刑罚功能。

　　综上所述，死缓制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应当退出刑法的历史舞台。对死缓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作者工作于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黎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