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大使讲述》连载50年前“拓荒”非洲

　　作者王殊

　　近年来，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继尼日利亚总统日前来华访问后，首届“中国——西非经济共 同体经贸论坛”也将在3月下旬召开。从撒哈拉到好望角，中非友谊之花的盛开离不开老一辈外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在《见 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系列之《五洲风云纪》一书中，曾任新华社驻非洲记者的王殊同志讲述了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 西非地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

　　——编者

　　1.新华分社落户加纳

　　1958年11月初，我回北京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开会期间，外事部主任李炳泉同志找我谈话，说总社已在 西亚、北非建立了好几个分社，现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也建立一些分社，决定调我去开展工作。我十分高兴。要知道，长 期以来，这个地区一直被认为是“黑暗的大陆”，亚非会议后，非洲的民族解放和争取独立运动的浪潮正日趋高涨，能够亲自 参加这个伟大的进程并且向国内外的读者作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

　　考虑到撒哈拉以南地区当时大都还是殖民地，取得签证可能不容易，我决定先去已经获得自治地位的加纳落脚。就这 样，1959年2月初，我搭机自黎巴嫩启程，经停苏丹和尼日利亚，终于在17个小时以后到达了加纳首府阿克拉。

　　来到大洋与荒漠交相辉映的加纳，我这个异乡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非洲特有的粗犷和辽阔。把行李安排到一家简陋的 小旅馆当中，我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就开始发送当地的时事新闻，因为国内对这个地区了解较少，所以稿件的采用率相当高。 阿克拉没有日报，只有一个通讯社和电台，不过和其他亚非国家一样，这里的新闻从业者对我都很热情，特别是在延长签证期 限的问题上帮了很大的忙。他们建议我绕开那些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英国官员，直接去找新闻部长科菲·巴科，以他的为人，这 种事情应该很容易解决。不巧，这位部长当时正在出国访问，于是我就利用这段时间继续拜访当地官员和同行，还在自己住的 地方偶然结识了后来出任刚果第一任总理的诗人卢蒙巴，进一步体会到了“朋友遍天下”的感觉。

　　等了三个星期，科菲·巴科终于回来了，我立刻带上总社为我申请常驻和建立分社的信函去见他。对方很友好，一见 面就同我谈起在万隆见到周总理的事来。他表示，自己也当过记者，又做过工会工作，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看到了许多新 兴国家的代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并由此认识到“非洲终将是非洲人的非洲”。他十分欢迎我在加纳常驻，帮我整理好材料 后就到内政部去办理手续。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顺利了。不几天，我就收到了科菲·巴科的回信，被告知自己的请求已经获批。我立刻到内政部和 警察局办理了长期签证，就此成立了新华社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第一个分社。我租了一套公寓房，又买了汽车，在门口打出了 新华分社的大招牌。阿克拉当时没有中国餐馆，为了答谢当地的朋友们，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用非常糟糕的手艺做了一桌所 谓的中国饭菜，请新闻部的官员和新闻界同行来大吃了一顿。

　　2.中加建交只用了一小时

　　加纳取得自治后，以恩克鲁玛总理为首的民族政府采取了不少维护本国利益的措施，如成立国有银行，取消外国人特 权，控制钻石出口，实施公务人员本地化并组建国防军等等。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殖民势力的极大不安，于是想方设法加以阻 挠。当时，加纳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原料出口，可是长期以来，农产品的销售和价格完全控制在伦敦市场的手中，出口赚来的 外汇也要存放在外国的银行里。西方国家趁机利用对进出口市场的控制，故意消极怠工以增加加纳的经济困难。因此，加纳在 争得独立后，同殖民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后者竭力保护既得利益而变得更为激烈了。

　　转眼到了1960年7月，加纳举行庆祝共和国成立和恩克鲁玛就任总统的庆祝典礼，我国政府特使、驻几内亚大使 柯华同志率团参加，受到了隆重的款待。在仪式上，恩克鲁玛顶着外界的压力大声宣布，“只要非洲不完全解放，加纳也不可 能得到完全的独立！”典礼结束后，他专门接见了柯华特使，并在谈话中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感情，同意双方尽早 确立正式外交关系。

　　当天晚上，加纳外交部长阿科·阿杰到旅馆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就达成了建交协议。加纳外交部长 拿出一张白纸，起草了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柯华表示同意后，他又抄了一份，签好字后就算走完了程序。等柯华把建交公报 交给机要员准备向国内汇报时，当地电台已经在广播这份公报了。看看手表，全过程前后不到一个钟头，开创了新中国同外国 建交史上的最快纪录。不久，我国就在阿克拉建立了使馆，并派部长助理黄华同志担任大使。

　　3.“暴风雨之国”几内亚

　　到阿克拉大约三个多月后，总社电告我去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采访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几内亚执政党民主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作为西非地区头一个和我建交的国家，几内亚曾在1958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明确拒绝前宗主国建立“西非共同 体”的计划，这对整个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纳克里位于几内亚湾中的一个狭长半岛上，我住的旅馆就位于半岛的顶端，打开房间的大百叶窗，可以看到三面都 是浩瀚的灰色海洋，美丽的景色令人格外舒畅。由于雨季已经来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暴风雨，我刚刚安顿下来，就见浓云 从大海深处蜂拥而来，霎时间遮蔽了整个天空。一场倾盆大雨顷刻间来临，只见海边的每条公路都变成了湍急的河流，猛烈地 向着大海冲泻而去。这雷霆万钧的壮观场面，不禁让我联想起正在改变这片大陆命运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力量。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早上，科纳克里的男女市民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到会场门口前来祝贺。他们把各种各 样的乐器都搬了过来，有的放在地上，有的顶在头上，还有的挂在身上，叮叮咚咚地响成一片。许多代表也同群众一面拍着手 ，一面随着音乐的节奏挑起了民间舞蹈。

　　大会由几内亚总统杜尔主持，这位目光炯炯的领导人身着白色的民族服装，不拿发言稿就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回答 了当时非洲和世界关心的问题——非洲如何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取得完全独立；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依靠自力更生还是别人 的施舍；能否战胜敌对势力的压力与破坏，维护自身的自由……最后，身材魁梧的杜尔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呼：“我们的回答是 ，能，能，能！”在会上，我也结识了许多几内亚邻国的代表，他们表示，自己的国家都会力争在近期取得独立。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睡在床上的我突然听到外面锣鼓喧天，探头一看，只见一队队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地向着国家银 行的方向走去，银行门前也彩旗招展，一片喜气洋洋。我这才想起来，几内亚政府出于维护经济主权的考虑，决定从当天开始 发行本国的货币，以取代过去流通的法属西非法郎。

　　4.将台湾“代表”请出马里

　　在加纳与几内亚的感召下，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迅猛地席卷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960年6月30日，由法属苏 丹和塞内加尔组成的马里联邦也宣告独立。得知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到法国使馆办理了前往该国首都巴马科的签证(马里当时 还没有驻外领馆)，希望能尽早见识一下这个长期封闭的内陆国家。

　　在飞往巴马科的飞机上，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的我向空中小姐询问城内的住宿条件，被告知有一个“大旅馆”还比较 好。我到达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大旅馆”，那只是一家普通的小饭店。巴马科这个城市非常小，只有12万居民，街 道两旁一边是摊贩的叫卖之声不绝，一边却还可以看到时髦的露天咖啡店。城里的人相互都很熟悉，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人， 我到后没几天就成了“明星人物”。

　　我首先拜访了新闻部秘书戈洛戈，这位年轻人性格直爽，二话不说就安排我和总统莫迪博·凯塔见面。第二天下午， 我如期来到尼日尔河畔的总统府，因为自己的法语不好，心里难免有些紧张。不过，做群众运动出身的凯塔总统倒是出人意料 地和蔼，他谈话清晰简洁，甚至连一点常见的外交辞令都没有。当谈到对中国的关系时，他表示，马里政府对中国怀着友好的 感情，愿意立刻同我建交，同时也希望我方能够尽快派经贸代表团来洽谈合作事宜，以尽快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

　　我着重向他说明了我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告诉他有个台湾的“代表”已到当地多天。总统听后很明确地向我 保证，马里不会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还答应我尽快把那个台湾人请走。他的态度相当真诚，我们只用了半个多钟头就把与建 交有关的问题讨论完了。改天，我在回几内亚之前，又到新闻部去看了戈洛戈，他一见到我就大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个台湾人今天一早坐飞机溜走了！”

　　接到我的报告，外交部再度任命柯华同志担任政府代表，赴马里商谈建交事项。经过为期一天的会谈，双方愉快地就 建交和互派大使达成了协议。当天晚上，中国代表团在旅馆举行盛大宴会，还在电影院放映了我国庆祝十周年国庆的彩色纪录 片。包括凯塔总统在内的三百余位贵宾应邀出席，一时在西非地区造成了轰动效应。不久，总社通知我回北京开会。在告别时 ，戈洛戈特意送给我一座红木制成的山羊雕像，从那以后，这尊雕像就一直放在我家中的书柜上。

　　(节选自《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之《五洲风云纪》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