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无可奉告”是非职业化的表现

　　“无可奉告”是非职业化的表现

　　记者：有人评价新闻发言人可能被异化为逃避公众监督的工具，你如何看？

　　王旭明：这涉及新闻发言人的业务问题。新闻发言人应该走职业化道路。现在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是官员提拔式，不是职业化。说“无可奉告”或逃避都是非职业化表现。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不应成为逃避公众监督的盾牌。

　　记者：你本人是否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

　　王旭明：目前我还没说过，但我随时做好准备，“无可奉告”是最后一道防线。新闻发言人一定要代表所供职部门的利益。

　　记者：如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你如何应对？

　　王旭明：有两类：一种是我确实不知道，我会很坦率地说，“这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了解，但我会及时了解，把有关情况转告你”；另一种是我知道，确实不能说，我有底线的，比方某项政策研究没成熟、或只限于内部运转、或时机不成熟等，我会非常委婉地说，“这项工作正在研究中，一旦有研究成果我会及时向你报告”，这就很宽泛了。

　　记者：你喜欢怎样的记者？

　　王旭明：我特别喜欢尖锐的记者。可能和人的性格有关，我喜欢挑战、刺激、新颖，尖锐问题就符合这几个。比较起来，国外记者更单刀直入；国内记者喜欢把问题裹杂在陈述中。我最怕的是这样的，“请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记者：记者向你询问负面新闻，你如何看？

　　王旭明：职业化新闻发言人有答问技巧，当然不是有问必答、实话实说，哪些实话可以实说、哪些可以虚说、哪些可以不说，首先要有底；怎么实说、虚说、不说，又有大学问……所以新闻发言人需要培训。我认为一个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应放在35岁甚至40岁后，我不赞同新闻学院又加个新闻发言人专业，新闻发言人更要有人生历练。

　　记者：你如何跟记者打交道？

　　王旭明：有很多媒体朋友不打不成交。比方“上学买衣论”是我在底下和记者谈的，意思也非网上所传，不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概括了，这就不合适；发表时说是我答人大代表质询，根本不是。但这样一个对我有所伤害的记者，后来我看了他一篇报道说，安徽有4个学生涉嫌杀人案、被冤枉入狱，关了40多天后放出来，都受到巨大打击……他说，我们对涉及孩子的事应慎重。我很感动，主动给他打电话。我们不计前嫌，重新成为朋友。另一个报纸的记者和我有很多分歧，后来这个女记者离开这家报社时专门给我送了鲜花告别。

　　这样的事很多，最后都是我和他们成了朋友。我的一个理念是和人做工作时要和人交朋友；我现在主要做媒体工作，就是要与记者交朋友。

　　希望中国新闻发言人“职业化”

　　记者：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来，你最深感触是什么？

　　王旭明：我非常感谢我曾经的经历。我真是感觉以新闻发言人为核心的新闻发布制度太好了！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打造服务型政府，起着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作用。

　　记者：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你必须承担哪些重要职责？

　　王旭明：最重要的是了解、熟悉、研究政策，及这段时间媒体、公众的关注点。我现在最主要的渠道是读报，你看我这都是报纸。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打开网络，几大网站我都要看看；另外是看电视新闻。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种官吗？

　　王旭明：我认为新闻发言人是种特殊的官。我国习惯把行政级别套用在很多部门，这有我国的特殊背景。所谓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就是给新闻发言人提供制度保证，包括其职责、地位、条件保障等。最简单地说，新闻发言人可能得多几套服装。

　　现在我享受这间办公室，不是因为我是新闻发言人，是因为我是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我国新闻发言人享受的是他同级别的待遇，而不是由于他是新闻发言人。我觉得将来要有所改进，新闻发言人有他独特的工作需要，不能仅靠行政级别圈定。我希望我国的新闻发言人：第一，走职业化道路，将来能有一大批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活跃在中国社会；第二，我希望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制度化保证方面更健全。

　　记者：你认为中外的新闻发言人区别何在？

　　王旭明：我到过十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老把我称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我、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安部武和平都是他们组织的第一期培训班学员。他们三次组团出国培训，我都参加了，比如组织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学习10天，其余5天参观联合国大厦、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座谈，我觉得很有收获。

　　从这些国家较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历程看，两大特点：一是这些国家的新闻发言人绝大部分有媒体经验；另外，国外新闻发言人更职业化，他们说，美国最高级的会议有4人可以参加，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可以在最重要的会议上一言不发，但最重要的会议上不能没有他。我们更多的是行政级别，这个新闻发言人到了这个级别才能参加某些会、享受某些待遇等。

　　我有时也“脆弱”

　　记者：你平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王旭明：我的主业是学习政策、了解媒体，这在我的生活中是主要部分；各报的教育报道，我必看；思辨性及知识性强的文章是我的首选，比方我注意到《新京报》有个专门为去世的普通人开的专栏“逝者”，每次我都从头看到尾，感叹人生之短暂、命运之多变。

　　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应有培养自己情趣的手段。我喜欢话剧，前几天刚看了《寇流兰大将军》，林兆华导演的，非常好；昨天你给我电话时，我正在看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各种音乐表演、交响乐会，我也非常着迷。如果问我最烦的事是什么？饭局。

　　做新闻发言人，体力要有一定支撑。我在单位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而且基本无周末；100场新闻发布会我基本都是站着，一站就两小时……这可能得益于我每周至少游一两次泳，还打乒乓球、羽毛球。我不打网球，太奢侈。有条件的话，还能跳个普通交谊舞。

　　我也特别喜欢去卡拉OK，是种放松。周杰伦唱了《菊花台》后，我就喜欢这首歌。我喜欢的歌是伤感、抒情的，比方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很男人。有时我跟人去唱，特别烦时、压力特别大时，我自己一个人到OK厅唱两钟头，去嚎，嚎到动情处，有时自己也又哭又乐的，减压法。我这还不伤别人耳朵。这些对做好新闻发言人都是补充。(大笑)

　　记者：你最喜欢自己哪个角色？

　　王旭明：老师，我的梦想是做个好老师。

　　记者：你自认有何突出特质？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是架桥人，是架起政府和公众之间桥梁的人。作为架桥人，你要了解政府、媒体。我有过做记者、政府官员的经历，这种经历很难得，对一个新闻发言人太重要了。

　　我觉得我还有一定亲和力，我愿意跟所有人打交道，我喜欢所有人；我感觉很多人都愿跟我打交道。

　　记者：你自认性格中有何缺憾之处？

　　王旭明：脆弱，尤其是心灵的脆弱，外表看不出来。我是学中文的，喜欢舞文弄墨，我酷爱写诗，可能更感性，“感时花溅泪”。外在和内在很不一样，可能是个弱点。我在努力克服。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情绪性，接触我的人也感觉到了。这不好，是不成熟的表现，也应该克服。成熟是种完美，人追求成熟是个漫长过程，人生最后的完美也是壮别人生的时刻。

　　记者：你崇拜哪些人？

　　王旭明：从音乐讲，我崇拜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每当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小夜曲》，我眼泪都能下来。文学家里我特喜欢巴金，他的“讲真话”是接近生命尾声的呼唤，足以让很多人思考一生；我特喜欢屠格涅夫，这是我的精神支柱，他的《罗亭》我上学时看的，现在搁在办公桌旁，我回头看一眼：行了，有点力量了！

　　记者：退休后你想做什么？

　　王旭明：这个问题问得早了些，但是肯定要充分享受人生。我向吴仪学习，她在国际商会上说“希望你们忘记我”。我觉得这是人生至高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每个人都可以追求的。

　　记者：目前你最珍惜什么？

　　王旭明：友情。

　　记者：对幸福生活，你如何定义？

　　王旭明：内心有追求并且为之执著地努力着。现在是这样。

　　记者：自己何时感觉最放松？

　　王旭明：一个人在任何地方呆着。我喜欢独处。

　　记者：目前你最想做什么？

　　王旭明：5年新闻发布工作，我确实有很多感受，就是没时间研究。我们把每年教育部新闻发布会都做了实录、出版，已连续4年。我希望把这100场新闻发布会作为100个实证，能推进中国新闻发布研究。

　　记者：对未来你如何规划？

　　王旭明：我的工作只能服从组织安排，我做新闻发言人，组织决定；我不做新闻发言人或做别的工作，都由组织决定。一切由组织安排——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很难主宰自己。

　　但我觉得无论做不做新闻发言人，我希望也坚信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越走越好，一大批成熟的新闻发言人会在日后出现，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我所期待的只是在十几年或几十年之后，人们当说起新闻发布制度时，能谈起曾有一位发言人王旭明，做了一些努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