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们忆当年论是非

　　老舍之死，没人问过我

　　-三次请军代表制止斗老舍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大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以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那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让红卫兵把老舍送派出所

　　把老舍送回家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打电话，胡絜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8年12月9日口述)

　　忆当年，老作家们论是非

　　-管桦： 他到处为老舍求情

　　老作家管桦同在文联经历“文革”风暴，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印象深刻：

　　老舍挨打，我们就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

　　浩然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法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学鳌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蕻良说，不往心里去。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就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软硬兼施，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1998年10月25日口述)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跳得比较高，自己觉得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大会时会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用当时的那套语言说话。

　　-草明： 他得江青宠，太嚣张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浩然他们斗过我，折磨过我们。江青重视了他们，他们的眼角都不看我们这些人。他们在江青那里得了宠，因为江青有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从现在来看，浩然他们既没有得什么好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群众中是会有看法的。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没被打倒，群众对他们这些人却有看法，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浩然其人

　　“浩然在晚年也没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后悔，强调他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刘庆邦说。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广。他的创作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学者陈思说，他最初的作品民间性的自发成分还相当浓厚，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但从1960年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1965年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1972年的《金光大道》。

　　浩然的作品总是描写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看不到“大跃进”时期农村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和苦难。他成了江青面前的红人。

　　“文革”之后，浩然受到清查，并被解除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1989年以后，他复出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后又当选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