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次英语革命

　　《Follow Me》：中国人的第一次英语革命

　　上世纪80年代初，《跟我学》不但开启了中国人学英语的一扇大门，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通道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s Jane”.

　　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到晚6：20，北京、上海，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这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在学英语。这一档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教学节目，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大陆掀起的学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改革开放为英语热燃起一把火

　　新中国成立后，英语学习在中国大陆曾几起几落。1950年，中国政府在青年学生里发起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正念高三的袁士槟也报了名。当时每个人能填三个志愿，袁士槟在第三志愿里填了“外语”。结果，袁士槟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可能是看我在上海长大，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袁士槟猜测自己被录取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一直是全国英语水平最高的地区，那里有很多教会学校，学校里常常都是英文授课。

　　随着大量苏联专家到中国援助建设，上世纪50年代，中国国内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剧增， 1953年，7个师范大学的英语系都停办，很多中学也不开英语课，改教俄语。“当年派我学英语，我还闹情绪，因为学了英语就不能去苏联了。”和袁士槟同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那时候学英语基本被认为没用。

　　直到1956年，英语才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当时中苏的关系已经开始起了变化。1957年，初中恢复英语课，但英语教师匮乏，维持俄语课仍是很多学校的首选。1964年，教育部确定了英语为第一外语，开始调整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但因为“文革”的关系，那时候的英语课文全是“举起手来，交枪不杀！”或是“毛主席万岁”等政治口号，没有实际意义。1971年，依照当时的外交形势，周恩来提出国家急需翻译人才。

　　1978年年初，《北京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中这样写道：“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被许多人看作是学外语，特别是英语很有用的信号。

　　改革开放元年，中国向41个国家派遣了480名公费留学生；1981年1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为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打开大门，这些消息让许多蛰伏多年、希望出国深造的中国人振奋，国内学英语的热潮也开始慢慢积蓄。

　　两千英镑险些难倒中央电视台

　　十年动荡，让很多人没能好好上学，国内对教育的呼声很高。国家教委找到中央电视台，在电视中合作开设教育节目讲课。那时全国只有两个频道，只有晚上有节目，白天的时间都闲着，于是中央台成立了电视教育部，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都播教育节目。

　　已经到中央台工作的徐雄雄开始参与录制英语教育节目——《英语讲座》和《电大英语》。

　　前者是针对中学生和一般人的基础英语，后者是电视大学的正规课程。两个节目都是老师黑板教学，这也是当时电视教育节目的统一模式。

　　“我感到当时的英语教学，多侧重语言理论，而忽视语言的实际运用。很多人学了很多的语法，死记不少单词，但是还不能和外国人进行交流。学外语成了个枯燥的过程。语言应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是十分生动活泼的东西。” 徐雄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次到BBC(英国广播公司)考察时，徐雄雄偶然看到了BBC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Follow Me》的样片。生动的故事情节、情景式的对白，让徐雄雄觉得，这种英语学法很生动，能学好。

　　问题是，那时的中央台没有买节目的习惯，BBC更没有送节目的习惯。幸好BBC英语部主任Howse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中国情结促使Howse决定，只要中央台支付60集的节目共两千多英镑，用来付演员和编剧等人的版权费，中央台就可以任意使用《Follow Me》5年，包括出版有关书籍的权利。

　　“我们根本拿不出钱，台长一听要钱就毛了。”回国后的徐雄雄还是碰了钉子，对台领导来说，电教节目都要花外汇买，简直是不可思议——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手里外汇少得可怜，台里很多部门都在争。为难之际，当时英国大使馆文化处的Alen Maley伸出了援手，他说服了上级单位——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把属于他支配的一部分经费支付给BBC，而中央电视台只要在北京支付人民币给他就行了。这解决了外汇问题。中央电视台台长批了3万多元人民币。

　　《跟我学》一举创出成功模式

　　将60集的《Follow Me》拿回来看了一遍后，徐雄雄犯难了，“我很担心，因为他们那种语言、表现方式，很多是当时国内都不能接受的。当然现在看都没有问题了。”《Follow Me》原版是为德国人编制的，有不少西方男女间的幽默和玩笑，还有摇滚流行曲，这些在当时国内的电视上都是不允许出现的。整个节目也没有任何讲解，不是非常适合中国观众。

　　为了能使片子播出，徐雄雄决定对片子进行大手术。《Follow Me》被译为《跟我学》，徐雄雄任导演。“实际上我把原来的节目当作资料来处理了。我删掉了很多东西。有些段落已经删得没什么好看了，基本就是文字教学。但必须把节目放在政治安全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个节目是会受到大众欢迎的。”徐找到教委，希望教委能够找个权威的老师来帮助修改，但教委的相关人士看过片子后，表示反对，认为《跟我学》不是正规的教学，无助于学生的考试成绩。

　　无奈之下，徐雄雄请了人民大学的康宏锦、郭晓蕙、于德社三位老师帮忙编写课本，请来老同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胡文仲和英国专家凯瑟琳·费劳尔(Katherine Flower)当主持人，后来又请了北京外交学院的袁士槟参加到主持人行列。

　　上世纪80年代初，让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电视台主持节目可是了不得的事。说到凯瑟琳，因为她曾在法国电视上讲解过《跟我学》，所以被作为英语教员引进，但阴差阳错，她被分到了教委的电视大学，教委不同意她参加电视节目，而是要她参加电大英语教材的编写。所以，凯瑟琳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跟我学》的录制。另外两位主持人胡文仲(前30集)和袁士槟(后30集)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跟我学》的很多工作只能在晚上、周末进行。

　　录制节目前，主持人们都会看一次原版片，然后大家一起把脚本整理好，练熟。有时候还要插一些中文的解释。录半小时的节目，要准备几个小时。因为怕自己的普通话不准，袁士槟还特意让夫人纠正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凯瑟琳还要不时地纠正胡文仲和袁士槟的英语发音。

　　1982年1月5日，《跟我学》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就来到了徐雄雄的办公室，问道“昨天的英语节目是你们做的？”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材料？” “花了多少钱？”，在得到一一答复后，张香山说：“我看了。不错。很好。”广播事业局局长对一个电视节目亲自前来表示支持是很稀罕的。

　　《跟我学》播出后，多个国家找到中央电视台，表示可以免费提供本国的语言教学片子给中央台。“那时候都是他们来求我们播了。我们根本不掏钱，我说我们要编辑节目，设备不够，你要给我，结果我向外国人要了三套电视设备。”徐雄雄说，“后来语言教学节目的开展，都是根据《跟我学》这个模式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