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君委员建议完善问责制 避免丢卒保帅现象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我国问责制度的范围欠全面，问责制体系欠完备，问责制可操作性不强。”昨日，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委员对问责制提出三方面意见。

　　问责应包括所有公权机关

　　当天，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会，李利君在会上发言。

　　谈到问责范围时，李利君表示，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仅强调行政问责还不够。因为问责是问公权力运行之责，范围依法应包括一切掌握公权力的机关单位，如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共事业管理单位领导干部等。

　　至于问责制体系，她说，现行问责制主要限于违反法律和党纪政纪的问责，缺乏对权力运行者政治和道义问责，这导致一些地方责任事件发生后处置迟缓、影响扩大和问责中“丢卒保帅”的发生。

　　在解释问责制可操作性不强时，她举例说，被问责人的申辩程序因规定笼统而难以操作，对效率低下等勤政效能问题因缺乏具体规定而无法问责，以致各地各行其是，降低了问责制应有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事故发生应立即启动问责

　　李利君建议，确立以宪法、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为问责制宗旨，贯彻有权必有责，问责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修改和完善现有规定。

　　另外，她建议，当前特别应抓紧制定有关政治和道义层面问责制度，这可弥补纪律和法律追究的空当或不足。在她看来，政治道义问责是前提和基础，也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但它不能替代纪律和法律的追究，三者之间应有机衔接，配套使用。

　　同时她建议完善检讨、道歉、请辞、免职等问责方式和操作程序，明确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政治道义问责程序等。

　　在问责制执行主体上，李利君认为，应由各级纪委受理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公权力单位领导干部的问责，由纪委或监察部门牵头调查，提出问责建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国家问责已到法制化时机

　　本报讯 (记者左林)昨日，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针对问责制提出三点意见。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在一些发达国家，问责官员已成惯例。

　　汪玉凯认为，在国际新闻中，经常出现官员为事件担责的消息，这说明，现代国家行政制度中，基本都包含了行政问责制。

　　他表示，我国从2003年非典开始，也在逐渐摸索建立行政问责制，只是尚未将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经过五年的摸索，现在已经到了法制化的时机。

　　河海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沈蓓绯

　　“权责不清”为问责主要障碍

　　本报讯 (记者鲍颖)针对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河海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沈蓓绯认为，关键在于权责不清，出现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情况，导致问责的效果大打折扣。

　　另外，沈蓓绯介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还仅仅限于重大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尚未纳入问责范畴。

　　沈蓓绯还表示，在我国官员问责中，问责主体较单一也是难题。我国更多实行的是“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政府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这种情况可能造成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容易出现问责“白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