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麟委员：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

　　新京报：大部制改革覆盖面很广，既有民生部门，也有宏观经济部门，一个比较好的推进节奏应是怎样？

　　蒋明麟：应该遵循总体规划、分步实行的办法，成熟一个推一个，不能急功近利。

　　毛寿龙：我想应该是小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慢的话二三十都有可能，快的话也很快。主要是有几个难点，比如官本位观念的扭转，官僚体制观念的转变。因为大部制改革是把政府转向服务角色，这和“官僚”“官本位”是根本冲突的。还有一个难点，虽然是成立大部委，但实际上是在精简机构，那么就存在改革动力不足，这个动力有观念上的，也有实际利益上的。

　　杜钢建：第一步应该是理清机构设置。中央部委整合不是出台一两个方案、花费一两年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出台多套方案，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的。我认为我国的中央部委应该维持18个左右。但是，不论出台什么方案，如何进行整合，必须依法进行。换言之，至少必须同时进行政府组织和部委编制立法，方案的出台、部委的整合、新部委的设立、每个部位的人员编制，必须依法进行，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坚决不能实行。

　　第二步是体制转轨，就是进一步划清每个部委中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种系统的界限。我估计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

　　第三步是职能转变深化问题，要继续深化职能转变必须进行三个改革：审议制改革、规制(或者叫审批制度)改革和监督制改革。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审议制改革来理顺决策职能；通过规制改革来理顺执行职能；通过加强内外部监督机制来理顺监督职能。加强内外部监督机制可以借鉴国外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监察专员可以由政府提名，但是必须通过民意代表机构任命，以保证他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新京报：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呢？

　　杜钢建：从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大部制是一个切入点，审议制是由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的一个关键点。

　　新京报：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是，大部制成为部门的简单撤并，难以触及体制问题，在人事和决策模式上，改革部门应该怎样进行操作？

　　蒋明麟：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政府、中介、社会各负其职，政府不该管的事情就不要去管，事情在自己手里不放下，怎么改都没有用的。

　　毛寿龙：“三权分离”，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这样才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部长的作用也将改变过去决策人和监督者于一身的状况，部长就是把民主、科学的决策取得老百姓支持，这样执行就会顺利。同时，监督权从决策中分离出来，监督权会得到很大提升。过去执行者得听决策者的，这是很影响决策效率的。

　　机制改革，就是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事企分开。事业单位改革会成为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就像以前的国企改革一样。所以这样下来，其实是部门“瘦身运动”。

　　新京报：大部制下的部门职能领域变大，权力与职责也相应增多，如何对部门实施有效监督？

　　蒋明麟：内部和外部的监督都要加强，外部有各类监督手段。内部还要加强官员的素质，此外还有机制上的制约，比如各类银行有中国人民银行，还有银监会。

　　毛寿龙：大部制改革，是要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都分开。现行的体制，决策和监督是由同一个角色承担的，而执行者往往要考虑决策者的“脸色”。所以过去的这种行政体制就造成“县官不如现管”的状况。改革后，比如执法者只对法律和决策负责，而不是对领导负责。决策、执行的分离，就会提升监督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