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现在是调整生育政策最佳时机

　　吴向宏 美国ManattJones全球战略公司中国代理，IBD国际有限公司执行主事，Innoprise基金高级顾问及旗下NewMarket科技集团特别顾问。在国内外包括美国BusinessWeek和RedHerring杂志上发表有数十篇论文、评论。

　　曾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美国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国人口分析》等。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政策、人口社会学等方面。著有《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等。

　　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25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其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动力资源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曾毅

　　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现在要破除新教条主义。过去那个时候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我们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多力量大。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多是负担。

　　———李建新

　　人口不是发展的劣势，而是优势。现在也不是要回到“人多力量大”这种认识，人口、经济、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一个明智的政策最好不要人为地调节这个关系。

　　———吴向宏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从“人多力量大”的豪情中惊醒，从此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30年过去了，计生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速增长，使中国得以集中有限资源发展社会经济。但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中国快速前进的跑道上，留下了深深的刹车痕迹。

　　如果说哪项政策对中国的今天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和塑造，那么首选计划生育政策无疑。

　　但30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现状、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8年全国两会，继中国社科院叶廷芳教授与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之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建议，现有计划生育政策应适当改变，中国不能长久地维持只生一个孩子政策。

　　人口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变得如此重要和急迫。它不在于怀疑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成就，而在于按照中央的精神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科学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正因为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希望贡献自己的新知和学识，实现中国人口政策的最优效益。

　　那么，什么是中国计划生育的最优政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未来中国有哪些需要警惕的潜在影响？或者用普通百姓的话来讲，现在，中国人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更好？

　　本期国是开讲，请到从事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以及跨国研究的三位专家，他们将从各自专业领域对中国人口战略和计生政策做出观察，提出建议。不求天然正确，只要畅所欲言，我们就在接近真理的路上。

　　现在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

　　南都：现行人口政策遇到很多的议论，为什么是在这个时机？

　　李建新：我讲的第一点是解放思想，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现在要破除新教条主义。回想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给马寅初平反，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被打倒呢，那个时候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口问题，我们对人口的认识是人多力量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多是负担。这样一个认识，笼罩着整个上下。所以，现在每个人看到正常的生育，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或者三个小孩，都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这个太让人觉得奇怪了。

　　在这种陈述中，人口是作为什么条件出现的？是作为负担，无论作为分子还是分母。我们现在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这样的：先认定它是问题，然后再来找证据证明它是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我们现在首先是在认识范式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南都：现行计生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在哪？

　　吴向宏：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直接影响就是劳动力供应将不足，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供应不足。现在有两个现象：第一是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口、城市居民人口不愿意生孩子。也就是说，人口进入富裕阶层后，生孩子的意愿会降低。第二个就是当中国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重的这一批年轻人，他有最多的老人要去抚养。这些孩子结婚以后，老人给他的压力更大，他养孩子的意愿就更低。这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白领阶层有抚养老人的负担，自己不愿意生孩子，造成这一阶层萎缩。从社会阶层的分布讲，希望社会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批人在经济和人口结构上都没有获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也造成很多后果：加剧贫富分化等，完全讲不清楚。

　　曾毅：在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方案下，未来老年人口与独居老人比例、老年抚养比、劳动力资源、退休金缺口率、老年人口医疗费用等方方面面，均将带来严重问题。同时，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十分昂贵。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还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力资源与老人-少儿总抚养比等方面的竞争地位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状态，很有可能因此而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因此，我们建议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例如，34-35或33-35岁。然后，每隔一年或一年半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2-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普遍允许28岁及以后生二孩的软着陆。

　　我们面临世界最快的老龄化

　　老龄化就是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紧接着就是中国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对未来的竞争力，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负面的影响

　　李建新：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一个关系的失衡。比如马寅初的观点，本质上就是人口和社会关系失衡这么一个关系。首先是由人口内部失衡，引起性别结构以及年龄结构急剧的社会变化，然后给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这些影响，社会学上经常说婚姻家庭这问题，独生子女这问题，家庭养老问题等，有社会经济方面说的劳动力迅速萎缩问题，老年人口比迅速扩大问题等，这些问题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增加社会的抚养负担。更深远一点，是国家的竞争力问题。竞争力表现在哪里？一个是劳动力数量，一个是劳动力内部的结构。素质就另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数量和结构问题统一起来。

　　南都：马寅初当时提出人口政策的时机与今天相比如何？

　　李建新：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和当初马寅初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人口问题的认识，马寅初当时看到的是，刚处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口迅速增长，结果是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人口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数量，一个是内部结构。人口迅速变化给当时正在变革的中国一个极大的影响，是不利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结构问题重要，我们现在面临世界上最快的老龄化，老龄化就是人口内部结构(失衡)，紧接着就是五年，最多十年，中国劳动力资源迅速萎缩。我们同样看到中国人口变量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发生急剧的变化，结构上的变化，而这种急剧的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现在正蓬勃向上，突如其来的人口变量的萎缩，必然对经济的支撑(造成影响)，对未来的竞争力，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这个结构就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变化。

　　南都：从全球背景看，中国的人口政策该如何评价？

　　吴向宏：中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是国际上说怎样就怎样。这个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经济起飞是有很大帮助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初期它能减少一些负担。他们现在赞成或者说理解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从宗教的因素转到经济的因素来看这个问题。

　　从经济学因素看中国的人口最早是莱斯特·布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来养活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和上世纪80年代后那些环保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主要把人口当做负担。人多了就要吃饭，而地球无法供养。这和当时西方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因为经济危机，使得很多人看不到出路。这么多年的发展，证明他们所做的那些盛世危言几乎是不正确的。

　　放宽“二孩”，现在正是时候

　　中国今后20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等待”思路将贻误当前实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大好机遇

　　南都：如何判断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曾毅：很多人以我国正在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为理由，而主张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然而，人口预测数据表明，“十一五”期间虽然20-26岁一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但离峰值年份2012-2013还有6-7年，而27-30岁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却处于2006-2025年20年间的低谷，略多于3500万。“十一五”期间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可以避开即将来临的生育旺盛年龄，尤其是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峰值。如果等到“十二五”或“十三五”或“十四五”时期再去启动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则将与20-30岁生育旺盛年龄、尤其是27-30岁二孩生育高峰年龄妇女人数撞车，并将累积更多只生过一孩的二孩生育年龄妇女，极不利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平稳过渡。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生育政策调整目标是逐步放宽二孩生育的限制，而“十一五”时期正是我国今后20年中27-30岁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的低谷，即政策放宽目标人群的低谷。因此，“十一五”期间是我国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