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阶层群体谈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李小健

　　3月8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场记者招待会，主题为“新阶层谈社会责任”。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迎霞、传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冠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方明五位全国政协委员获邀请参加。

　　他们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新阶层”。

　　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结果。这些新的阶层人士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具体来讲，新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数约为7500万，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和4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69%的出版发行。

　　无论是从人数规模上还是从发挥作用上来看，新的社会阶层都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

　　公众普遍认为慈善捐赠是企业公民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层面。本报记者从善行天下·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了解到，民营企业家作为新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内慈善捐赠的中坚力量。

　　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五位新阶层代表纷纷表示，在各自的事业领域和社会角色中，都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榜样作用。

　　新阶层力量不容忽视

　　新的社会阶层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呈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

　　记者了解到，在新阶层的组成结构中，截至2007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为2741.5万户，从业人员5496万人；全国私营企业达551.3万户，从业人员7253.1万人；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13000多家，执业律师人数13万多人；全国执业注册会计师约7.7万人；全国执业资产评估师3万多人，行业从业人员8万多人；全国执业注册税务师5万多人，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另外，全国自由职业人员数量近1000万。

　　如此庞大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者。2000年以来，私营企业税收增长率平均达到45.4%，高于全国平均19.6%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10年，非公有制经济将占全国税收的半壁江山。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

　　鉴于新的社会阶层力量不断壮大，2005年和2006年，中共中央分别发布了《中共中央频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广泛吸纳新阶层参政议政。

　　在今年的两会上，新阶层首度以一个群体的面目正式亮相政协舞台。在全国政协十一届2237名政协委员中，与王健林、刘红宇、刘迎霞、徐冠巨、韩方明等同为新阶层人士代表的委员多达上百人，分别出现于经济界、全国工商联、全国青联界别。

　　“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经济发展最大动力源之一。”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如是评价。

　　韩方明认为，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包括新阶层在内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崛起，政治参与愿望十分强烈，“新阶层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参与是社会全体公民参与的一部分。”

　　事实上，国家政治体系中已认真考虑了新阶层的作用和诉求。3月3日下午，贾庆林代表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政协今后五年的工作中，要高度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新阶层的利益诉求。“政协要密切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这意味着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新兴阶层人士对国家公共事务拥有发言权。”韩方明说。

　　先富帮后富

　　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党的富民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大部分人致富思源、通过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科技援助、投资立项等形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

　　“邓小平同志说过，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富帮穷，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刘迎霞委员认为，当今社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相当一部分人仍处于贫困状态。作为先富起来的新阶层，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她说，首先在自己企业范围内落实和响应国家要求消除贫富差距的各项政策，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光彩扶贫事业。但是，不光是捐助几名学生、办几所希望小学，更重要的是将技术、产品、质量和管理带到最落后、最边远地区。

　　截止2007年底，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发起的以扶贫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光彩事业，已实施项目16244个，到位资金1337.76亿元，培训人员387.07人，安置就业49289万人，帮助带动787.61万人脱贫，各类公益捐助1179.95亿元。

　　来自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在中国7.6亿就业人口中，民营经济吸纳就业量(含农业劳动力)占到90%以上；如果不含农业劳动力，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1.9亿人，占到社会就业量的26%，有效地缓解我国面临的人口与就业压力。

　　刘迎霞说，当前在不少地区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主要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过大造成的。要解决贫富差距这类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税收调节、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而企业家要扎扎实实办好企业，努力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员工的工资标准，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和福利保障。同时，绝对要守法经营，绝对不能为富不仁。”

　　王健林坦言，“很多新阶层人士原来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就是当兵转业过来成为企业家的。但这个阶层和老百姓的距离也是有的，问题在于我们刚刚改革开放30年，而前十年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农村改革问题，后来才转移到城市。在发展当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还没有完全做到先富带动全体致富，所以在转型过程中和普通老百姓产生了收入差距，这是很正常的。”

　　王健林认为，“新阶层”要想和老百姓融为一体，不仅是搞扶贫、做慈善那么简单，“还包括做教育，以及创造就业的机会。我不认为现在真正存在仇富的现象。温总理的报告说得很清楚，解决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靠创业带动就业，有更多的企业家创办企业，带动所有人都能体面地劳动，我相信贫富差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