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斌：节目中很多建议非常有价值

　　张绍刚：人大代表不是居委会主任，有权利向有关部门反映。

　　张绍刚：晓斌，《我建议》是你起的？

　　吴晓斌：不是，是制片人，节目中有两种方式，一、人大代表针对自己的想法提出议案，除此之外，比如要解决某个问题，叫建议，即人大代表有权提交建议，开策划会时把节目方案拿到会上讨论，讨论激发了制片人的灵感，把节目名字起作《我建议》。

　　张绍刚：说到人大代表，有人有错觉，就是只解决自己眼前的事。但人大代表不是居委会主任，有权利向有关部门反映，发现了民生问题随时解决。但在大平台上，人大代表不能把自己当作居委会主任，必须从制度、立法和法律推进层面做工作。我是北京朝阳区人大代表，曾经在会上提建议说，大家写建议别写居委会的事，那是日常工作的推动，我们要从高的层面来做事，全国人大是最高的权利机构，每个代表都有光荣使命，即应该在制度推进层面上做事。

　　选择话题过程中，我听到一些声音，话题是否太大、太制度了，是否要谈个小案例，针对案例想办法。如果这样，这个案例会迅速解决。但我们不是居委会，不会那样做。

　　主持人尹俊：牛群参加节目后有什么收获或所得呢？

　　牛群：那天议论过程中，没说前比较忐忑，没放开说，依法治国，法很大，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进程一定是道德。

　　所有职业里，最能表现国家和民族道德水平高度的就是医疗。这也算国家道德的坐标。法律就得让位，就要保护这个，不能跟普通市场的其他职业同日而语。那天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主持人尹俊：之前想过有不同观点提出来，让你耳目一新吗？

　　张绍刚：市场化有点差异。

　　牛群：对，人命关天，命比天大。如果搞文化的，搞艺术的，搞教育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搞医疗的是人类生命的保护神。

　　张绍刚：那天说到市场化，在牛哥意料之外。

　　牛群：医疗职业不能市场化

　　牛群：对，我不能容忍。人精力有限，八小时工作一定是科学的，符合人身体。多看一个人，就多拿份钱，把人当成茶缸子，计件，医疗得有质量，得分析病理病因，对症下药。最后要个数，肯定道德上是跑偏了。利益驱动干不好医疗的活儿。

　　吴晓斌：比如有期节目讲保护知识产权，即保护民族的创新精神，但它带来另一个矛盾，比如普通老百姓看场电影花掉几十块，买本书，也花几十块，我们要听最基层的声音。怎么能既看到好电影，好书，又不伤害原创者利益，保护创新精神。通过不同声音交织在一起，发生撞击时，就会寻求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新闻出版总署，一方面要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要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比如图书馆可能免费开放，农村建大量农家书屋，这是倾听每个人声音后，做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张绍刚：对，比如打击盗版，现在正在新浪网上看这次直播的朋友，百分之百，谁手上都有盗版。

　　主持人尹俊：可能买了盘，不知道是正版还是盗版。

　　张绍刚：知道是盗版，还是买，为什么？便宜，正版二十多。那天冯小刚在，我们问现场的朋友，谁去电影院看《集结号》，有三分之一，我说剩下的看《集结号》谁看的盗版？要诚实。将近一半人。然后李国庆说当当网卖十六、七块，正版的《集结号》。简单说拒绝盗版，好说，如何做？接着新闻出版署做了件了不起的推动性的事，图书馆免费开放，任何人拿证件就可办借书证，这在很大程度上能杜绝盗版。对音像制品，假设像国外很多地方，花很少钱在图书馆就可以看，两个人还可以同时插两个耳机，也能解决问题。这样的方法政策，不是拒绝盗版就能做到，它是特别系统的工程，如果图书馆都免费了，钱从哪儿出？谁来执行？钱怎么投入使用？图书馆全部免费了如何管理？会不会有人借书不还？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又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主持人尹俊：主持人、导演有没有被哪位嘉宾给搞懵了？

　　吴晓斌：很多建议我们和嘉宾都没想到，专家提了很多建议，比如建立社会诚信系统，财产申报制度，但这时一个小女孩儿说，我觉得应该建一种保障金的制度，比如企业在经商、进行商业往来时应交纳保障金，将来打起官司欠人钱时，保障金可用来执行。当时下面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的主任，认为这个建议非常有价值。后来保障金制度没有用于执行，但农民工企业可先建立保障金制度，发生问题时，保险金可支付农民工资。如果企业在财产申报、其他一系列制度建立后，还能建立保障金制度，执行问题会变的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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