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文化标志城不是大投资概念

　　其次，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一个大投资概念。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城”实际上包含着曲阜城区和邹城城区，这是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城”，而且是很古的“城”，历史都在一千年以上。在由曲阜城区与邹城城区围拢起来的约有300平方公里的文化空间内，遍布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些古建筑、古遗址早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共有的宝贵文化财富。其所形成的文化空间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认同的重要精神家园，保护好、守护好这片珍贵的历史文化区域，是我们这些年来克尽职守追求的目标。这些年有那么多专家学者认同在这个地方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首先是认同采取这种方式把这个中华民族独有的珍贵历史文化空间保护起来，把这里的文物保护好，把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好。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精神，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强对已有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古建筑、古遗址的保护和维修，其次才涉及必要的新建项目。这些年，我们按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已围绕做好该区域的文物本体修复、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第三，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建设旨在营造一个富有魅力的文化空间，旨在使原有的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和现代城市建设相得益彰，旨在通过新的创意规划，使该区域的文化资源的匹配更加合理并增强共有性，进而使该区域原本具有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再显著地增强一些，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大一些的作用。所以，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主要是要构建一个文化空间，并不是建设一个实体的到处都填满的城市。在这方面，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与其他城市的建设有着极大的不同。而且，这样的文化空间的构建将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历史积累积淀的过程。所以关于投资，也必然是一个过程性的概念。如何估量这个投资，首先取决了我们关于这个文化空间的创意规划思路。这就是说，在方案没有确定之前，任何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投资的概算都是过早和没有科学依据的。因而围绕所谓“300亿”提出的种种推断也就不足为凭。当然，搞建设一定要投资，但资金的来源渠道应该是多方面的，按照着眼长远、统筹规划、量力而行、精心实施的建设方针，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逐步推进的过程。而且，关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周期、投资渠道、投资运营等这样一些大的问题，也会深入研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充分听取和尊重公议，遵循法定程序，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国家有关规定办事。

　　记者：有人提出，在曲阜、邹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会不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会破坏该地区的文化环境和文物保护环境，实际情况会不会这样？

　　负责人：提出这样疑问和具有这种担心的同志，主要是，第一，对如何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尚缺乏必要的了解，或者准确地说，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讲得还不够透彻，让大家产生了误解。我们在这里进一步重申，在孔子和孟子故里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着眼于充分地呵护、保护和倚重该地区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所以，在该地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直接的收益是大大有利于该区域所有文化资源的保护。第二，个别同志对选址区的当地情况和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缺乏必要的了解。实际情况是，这些年，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总题目下，整个区域内的文化资源保护意识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普通百姓的文物保护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概念下都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比如在曲阜与邹城之间，从2002年开始济宁市就划出历史文化保护区，严禁乱开发乱建设，尤其是严禁发展有污染的工业项目，使之在曲阜与邹城这样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间保存了一片原生态的净土。大家关心的九龙山，其空间距离远离“三孔”世界文化遗产达8公里之多，距离“四孟”也远在《文物保护法》规定的尺度。参加论证的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曾明确指出，九龙山位于曲阜与邹城之间，既位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之间，又与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与世界文化遗产相联系，又不侵害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新建区的选址，位置恰当，科学合理。在征集公告中我们也明确要求，所有的应征方案都要以保护和利用原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前提和基础，重在以原有历史名城、原有文化遗产、原有生态资源为骨架构建一个多要素组合的文化空间，而不是重在大兴土木，只有在认为特别需要的情况下才提出新建文化载体的方案意见。当然，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反复地进行研究论证，出现不同的声音实属正常，而且也是全民参与讨论、形成共识的必要环节。我们诚恳地欢迎海内外同胞和关注中华文化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友人来山东来孔孟故里进行考察调研。

　　最后，通过你们，我们再次向关心关注支持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征集和研究论证工作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