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写省级领导肯定不同

　　再写省级领导肯定不同

　　记者：真实的政府工作与作品中虚构的差异大吗？

　　张平：领导干部既要铁面无私，又要有领导艺术。有些小说电视剧，动不动就写领导拍桌子瞪眼雷霆震怒，其实仅靠这一手就把问题解决了，根本就是异想天开。光靠发脾气就能解决问题，那样的领导太好当了。特别是现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省份，需要面对的问题太多了，很多问题都太复杂，太棘手，都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需要有新的思维和解决方式，而且对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必须了然于心。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如何应对，如何拍板，如何解决，每一步都来不得半点含糊，都要把问题吃透搞清摸准，否则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让我现在再写个省级领导干部，肯定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正义感的人。现在，有了新的平台，你打算如何来实现这些抱负？

　　张平：过去写小说是想为老百姓说话，现在当副省长，依然是想为老百姓办事。作为副省长，上要对省长负责，下要对老百姓负责。一丝一毫都不能含糊，更不能敷衍了事。凡政府要落实执行的举措都要做大量的工作。首先要经过广泛的调研、考察，并进行充分论证，在落实中要及时发现哪些地方有问题有矛盾。要清楚困难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或者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问题在哪里，都要真正心中有数。

　　我分管的教育厅、体育局、科技厅等厅局，都是很完整的工作机构，厅局长也都非常干练成熟。很多事情要通过他们去了解，去处理。但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在哪里，你也一样要了解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至于你说的政治抱负和正义感，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努力把工作做好。

　　任何一个政府官员，能把该干的事情干好，把该办的事情办成，让老百姓满意，就是最大的正义感和最得民心的政治抱负。

　　工作中会自觉反腐

　　记者：获知你的任命消息后，很多喜欢你的读者都期望你能主抓反腐工作，而得知你现在的分工后又觉得有些失望，对此你怎么看？针对新工作你都做了哪些适应工作？

　　张平：反腐工作那是纪检和监察部门，包括检察院反贪局等机关的工作。中国的反腐败有一整套相应的举措和机制。当然我的工作也一样会涉及到反腐问题。民主、严明、公正，凡事集体研究，自觉接受监督，严格按程序办事，这是杜绝腐败的最有效武器。

　　政府决策不能瞎拍脑袋

　　记者：从专职作家到政府领导干部，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角色存在共同点吗？

　　张平：作家和省长，共同的地方是都有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找出社会的矛盾和问题的症结。不同的是，一个是面对理想中的现实，一个是面对真实中的现实；一个是提出问题，一个是必须解决问题。作家是一个人的工作，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瞬间调度千军万马。为了抓住读者心理，特别是作品被改成影视剧，为了让作品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各种各样的悬念和情节都可以设置出来。而领导干部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每件事都必须落到实处，政府对每个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执行都要慎之又慎。决不能随心所欲，瞎拍脑袋，否则一旦失误，就会付出很大代价。民生没有小事，再小也是大事。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

　　记者：作家的经历会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帮助吗？

　　张平：作家的经历对行政工作的最大帮助就是在观察和了解人生和社会时，可能会更细致些，更耐心些，甚至会有更多的逆向思维，总想多问一个为什么，总想知道得更多更深入更全面。当然并不是作家才会这样，想做事的干部都会这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特别看重老百姓对你的期待和评判。做对了做好了，老百姓就会为你喝彩。老百姓对你的奖励是最大的奖励，老百姓对你的赞扬是最实在的赞扬。

　　人这一辈子能为社会做的事情很少，时间很短，做一个好干部还是差干部，做一个有作为的干部还是无作为的干部，关键在个人，要看你自己。

　　作家张平 暂时不会想到创作

　　记者：很多读者很关心你当了副省长后还会不会继续创作？

　　张平：暂时不会想到创作，没有时间，也没精力。创作也一样需要精力和心血的投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更是有限的。偶尔写点短文也许还行，要写长篇巨制，眼前确实没有可能。

　　记者：以前，因为你的创作关注的题材和领域，读者们称你“反腐作家”，现在你成为副省长后，大家又叫你“作家省长”，对于这些评价你个人最喜欢的是哪个？

　　张平：作家就是作家，省长就是省长。加上任何前置词，我觉得在认识上都有点狭窄有点局限。但不管怎样，对大家的关注，我还是要表示感谢。

　　作品折射对普通民众深情

　　记者：据我们了解，直到现在你的亲人都还在农村。

　　张平：我的亲戚朋友现在都还在农村，母亲、姐姐、姐夫也在农村。几年前我妹妹得了癌症，那时家里没钱，她认为得了癌症肯定要死，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医治。当时她儿子刚上大学，她不想拖累孩子和家庭，想不通，就自尽了。这件事给我非常大的刺激，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解脱的痛。

　　其实从我写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来，我对农民对农村对普通民众抱有很深的感情。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什么活儿都肯干的农民工。写《抉择》采访厂矿时，面对着那些基层工人和干部，面对着他们的困境，我常常痛苦万分，无法自已，我跟他们原本是一样的，毫无差别，只不过因为靠写作我得到了一些稿费，生活得比他们好一些而已。

　　我跟我儿子说，你要多了解社会，多到农村看看，多到农民工那里看看。他到农民工居住的地方去了几次后说，工棚里太脏了，臭得要命。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也是那样，挣点养家糊口的钱容易吗？你们现在住在有空调的房子里面还觉得热，他们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就那么满头大汗地睡觉，连洗衣服的时间和力气都没有，甚至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一双鞋穿透了也舍不得换，他们也一样是人啊。

　　当然，我也不是以那种标准要求所有人，但不论任何人不论做任何事都应有悲悯之心。如果对老百姓没有悲悯之心，任何“作为”任何“成绩”其实都是假的，靠不住的。本报记者 张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