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书记驳武汉不具备两型社会条件观点

　　本报记者 陈欢

　　武汉，这个位于江汉平原上的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在2008年初正酝酿再出发。

　　2007年底，武汉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强心针——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那么，综改区能为武汉带来什么？武汉建设“两型社会”的战略步骤是什么？3月7日，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市长阮成发接受了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联合采访，一一作出回答。

　　“先行先试”特权力促“凤凰涅槃”

　　问：在改革开放前十年，武汉曾经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可谓一只凤凰。但后来武汉经济出现衰落。原因是什么？

　　苗圩答：武汉后来落后，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中央推出发展战略、开放战略，沿海是最大的受益点，这是国家战略，我们没有办法；内部方面，武汉国有企业的比重太大，昨天是我们的优势，今天就是我们的负担。

　　1992年后，全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武汉最多的时候70多万下岗职工，为转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市委、市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很多代价，到本世纪初，有2000多家企业转制。当历史包袱解决后，现在，再转入发展的快车道，这是历史的必然。

　　问：现在综合配套改革是只给帽子，不给政策，请问武汉如何“先行先试”？

　　苗圩答：再过20年看，武汉和其他获批的中部试验区一起，会大力促进中西部的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区域协调发展。

　　综合试验区改革，中央已经明确，不会给特殊的优惠政策，我们理解，综合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改革来转变限制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没有政策，去申请，图的是什么？现在减税让利的政策是不会再推出了，但是可以得到一个先行先试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看重的。

　　没有政策就是最大的政策，我们要对未来的反展，按照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变现有的制度和管理模式，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至于如何先行先试，我们向中央提了四点建议：第一，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更多的下放权利给地方政府。现在权责严重不对等，表现在中央权利大，责任小，地方政府权利小，责任大；地方上也是如此，市政府权利大，责任小，区政府权利小，责任大。所以去年武汉搞了行政审批改革，一半的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区。

　　第二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是“打油的钱不能买醋”，宝贵的资金并不能用在刀刃上，而且往往要求地方又配套资金。新农村建设，我去调查，搞了无数“村村通”，但实际上这未必是当地最关心的问题，只是因为不想放弃中央的“一块钱”，为此地方上还得配一块钱。而且，减少专项转移支付，中央部委可以腾出精力不再审批项目，而是着重宏观规划。

　　第三是加大中央部委协调力度。现在审批是串联式的。一件事很复杂，四个部门都同意了，只要一个部门有不同意见，这事就无限期搁置，下级就要反复汇报，大大降低效率。

　　第四是税收改革。要进行流转税改革，从有利于生产方，转化为有利于消费方；从生产环节征收转化为从销售环节征收。

　　武汉的底气

　　问：武汉提出要做区域金融中心，有什么实力？武汉还会有什么新的举措？

　　阮成发答：在中部地区，武汉的金融中心地位是很明确的。中部地区唯一的外资银行在武汉；目前存贷款余额最高的还是武汉；央行管三个省的地区总部还在武汉。这是我们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基础。

　　我们现正推进的措施包括：建设总部在武汉的区域性银行，比如武汉银行或者汉口银行，覆盖整个区域；资本市场上，武汉的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多，对已经上市的企业，加大重组，加大再融资力度，同时申请环保基金，可再生能源开发基金等公益型基金。我们还将发展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而且正在争取将中关村的“非上市股份制企业代管系统”推到武汉。

　　问：在落实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武汉会怎么做？武汉具有什么优势？

　　苗圩答：我们的理解是要走差异化道路。沿海，开放；内陆，承接产业转移。更重要，外生和内生结合。

　　武汉具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全国人民穿的袜子，80%在武汉的汉正街批发。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到内陆，都要通过武汉。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武汉本身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不具备搞“两型社会”的条件，对此，您怎么看？

　　苗圩答：我觉得，中央让武汉承担这个任务，不仅仅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个方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也不仅仅是武汉要搞，而是全国都要搞，武汉是为全国探索经验。这方面，武汉现正组织各方面专家论证，我们来之前已经开了两次座谈会。

　　阮成发答：但我们觉得武汉现在正是搞“两型社会”最好的机遇。因为眼下武汉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武汉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走在全国前面，包括淘汰小水泥，小煤炭等，这并没有影响武汉的发展。辩证的看，淘汰落后产能腾出了市场空间。下一步，在发展新能源、新环保等方面，武汉要走在全国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