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率先过上不用粮票的日子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居民凭肉票购肉的场面。居民粮油供应证等。▲1984年深圳取消粮票，敞开供应，人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圆岭粮店门前天不亮就排起了购粮长队。侨汇商品供应证。居民粮油供应证和开水票等票证。

　　实物点击

　　历史回眸

　　粮票、肉票、布票、20世纪80年代的购粮本、购粮布袋……市博物馆展出的这些实物勾起了许多市民对计划经济时代的记忆。

　　历史回眸

　　深圳特区成立几个月后，特区人口由办特区前的2万余人一下膨胀到几十万人。在那个凭指标凭票证供应副食、日用品的年代，改革物价供应体系成为深圳必须闯过的一道大关。深圳人发挥敢闯敢试的精神，在经过两年多的试验后，1984年11月1日，深圳副食品全部敞开供应，价格放开，取消一切票证。深圳人在全国率先过上了不用粮票的好日子。

　　买米买油凭票证精打细算过日子

　　当事人讲述

　　刘景秀，深圳土生土长市民，1972年深圳中学高中毕业，家庭妇女，充分感受深圳物价改革带来的变化。

　　“想起当时买什么都要用票的日子，真的是很不方便，也很苦！”对于粮票的回忆，勾起了刘景秀对那段计划经济时代里物资供应紧张时期的怀想，也让她发出了改革开放真给深圳带来不敢想象的翻天覆地变化的感慨。

　　难忘儿子生日的那碗面条

　　上世纪50年代初，刘景秀在深圳出生，当时，他们家就住在解放路上。

　　从刘景秀有记忆开始，就知道家里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钱和粮票、肉票等各式各样的票据。“那时候，由于我家处于解放路和叶屋村的连接点，经常有人从家里穿行过去，但是家里什么都没有，从来不用锁门，唯一珍贵的钱和粮票、肉票妈妈就会藏在一个小饼干盒里，放在一个黑黑的橱柜里。”这是刘景秀对粮票的第一个记忆。

　　刘景秀说，那时候，买什么都要票，粮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布票，没有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因此，从小她的妈妈就得精打细算，月头拿到了各种票后，就得安排着怎么用才不至于在月末时饿肚子、没日用品用。而这种精打细算到她自己长大后也自然而然地承传了下来。

　　“粮食对于每个家庭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当时粮食的供应是很有限的。以我为例，我上学时是每月18斤粮票，毕业后是26斤，而且这些粮票并不能都买到米，有一部分是面粉、杂粮。因此，一拿到当月的粮票，她就在一个用过的作业本上做整个月的预算，买多少米，买多少面，每天用多少，什么时候该买点红薯来补充，要不然就不够吃了。”非常可惜的是，刘景秀的预算本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不见踪影，“要不然就成为见证深圳发展的文物了！”刘景秀笑呵呵地说。

　　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物资供应紧张的日子里，刘景秀印象最深刻、至今提起来还非常有感触的是1977年4月份发生的一件事。刘景秀告诉记者，1977年4月底是儿子3岁生日。那个月因为婆婆生病了，因此家里粮食的使用计划被打乱了。儿子生日当天中午，吵着要吃面条，可是家里没有面粉了，想要去买一点，却没有粮票。“儿子又哭又闹，但他年纪小，我又不忍心打骂他，想着孩子一点愿望也满足不了，心里很难受，就想着怎么样也要找到一点面粉来做点面条。”奔波在几个平时要好的朋友家中，一直到天快黑了，刘景秀才找到了只够做上一小碗面条的面粉。“当儿子高兴地吃上面条时，我的心充满了酸楚——什么时候孩子才能痛快地吃上他想吃的东西呢？”刘景秀说，这件事儿子不记得了，但是她现在还是常常会提起，希望他能记住，现在这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都不受限制的日子，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从香港带布匹回深圳

　　在粮食和日用品供应全部凭定额票证供应的时期，最让刘景秀羡慕的是那些家里有亲戚在香港的家庭。他们的亲戚往往从香港寄钱回来，比如寄回100元港币，就可以换成20多元人民币，凭汇款单，就可以到邮局取回相当于20多元人民币的华侨证。而有华侨证，就可以到华侨商店，买各种米、面粉、油、猪肉等等物资。“当时在现在解放路光华麦当劳那地方原来就有一家华侨商店。店里的商品比一般的粮站和百货公司要齐全，质量也比较好。因此，每当有人拿到华侨证，总是第一时间就去采购一番。而我们家没有人在香港，所以就只有羡慕的份了！”

　　刘景秀还告诉记者，由于布匹也是限量供应，比如说一个月只有3尺3的布票，如果家里孩子多，经常都不够用。家里有人在香港的，就会在回来的时候把一些布匹卷成一个袋子的形状，用来装东西，这样就不会因为带的布匹超量而被要求交超额税。

　　就是这种去了香港就可以让家人不愁吃穿的现实，让很多青壮年男性开始逃港，偷渡到香港去。

　　听说取消粮票排队抢购粮食

　　1984年11月1日，深圳在全国率先取消粮本、油本、粮票。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深圳市价格机制在深圳确立的重要举措，却在当时的深圳造成了恐慌。几十年来凭粮票、油票买粮油的习惯一旦被打破，会不会出现没有粮食可以买，大家要饿肚皮的情况？

　　新政策还没实施，消息传开后，被饿怕了的市民纷纷到粮站排队购买粮油。刘景秀也是其中的一员。

　　刘景秀告诉记者，当年9月份的时候，周边的亲友就开始传要取消粮票的事了。当时她也想不通，实施了这么久的政策，为什么要改，改了之后会怎么样。而后，她就看到陆续有市民在各大粮站排队抢购米粮，甚至还跟粮站的工作人员起了冲突。一开始她没想到要跟着去抢购，但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去买，她也动摇了，她拿上几年来积攒的几十斤粮票，也到现在太阳百货斜对面的大粮站去排队了。“那天我早上5点多就去排队，但是在我前面已经排了好长的队伍。粮店开门后，一堆人就涌了进去，很快粮店就说没粮卖了，队伍中就开始起了骚乱，很多人骂了起来，甚至想去打粮店的人。”刘景秀说起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由于购粮无果，刘景秀只好到别的粮站去碰运气。但是无论去到哪个粮站，结果都一样。没有办法，刘景秀就只能等着新政策实施了。

　　“没想到取消粮票后不但不会买不到粮食，而且买东西还特别方便，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挑选不同的质量！”刘景秀说这是当时取消粮票后的一个惊喜。“我们当时的眼光还是太狭隘了，没有想到粮票是一种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产物，它们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不方便，也让整个市场无法真正繁荣起来。现在，在我们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的便利的时候，回头去看那段历史，才真正感觉到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变化，给我们普通市民带来的好处是多么巨大啊！”

　　一生积蓄70斤粮票全用不上了

　　当事人讲述

　　赵美英，1984年底从梅州来到深圳，供职于深圳烟草贸易中心，现已退休。

　　1984年12月份从梅州来到深圳的赵美英，赶上了深圳取消粮票这一好时机，初来乍到，就感受到深圳的与众不同。

　　赵美英告诉记者，来深圳前，她也不知道深圳不用粮票了，所以在迁户时，还是把粮食迁移证和户口一并从梅州迁移了过来。而和她一起到深圳的还有她一生的积蓄——70斤粮票。“当时，粮票对我们来说，是比钱还重要的财产，因为我们都习惯了，没有粮票，即使有钱也会饿肚子的。所以，当时我们要到人生地不熟的深圳，自然就把平时积攒下来的所有粮票都带上了。”

　　可是来到深圳后，赵美英才发现，就在她来到深圳的一个月前，这里已经取消粮票了，这意味着带来的粮票全用不上了！

　　虽然粮票用不上，但是赵美英还是非常开心。“在梅州时，我的工资只有49元5角，而到了深圳，我的工资一下子涨到了300多元，一个月就是原来半年的工资！有了这么‘巨额’的钱，还可以随意买东西，我感觉实在是太幸福了！”

　　赵美英说，她还记得，刚到深圳时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大米，各种不同的米价格也不同。有进口米，是0．32元／斤，最好吃的泰国丝苗米是0．37／斤，而以前凭粮票供应的米一般是陈米，没那么好吃，也就卖0．2元／斤，因此，大家都可以按自己的工资水平去买米。而且因为不用粮票，所以什么时候想买，想买多少都非常自由。“我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一个无比自由的天地。所以，我非常庆幸自己选择到深圳来，可以在这样的城市里发展！”赵美英笑称，那时候，每次向外地人介绍深圳时，她总会加上一句“深圳不用粮票！”

　　赵美英还告诉记者，虽然粮票作废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但因为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米粮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有一些起伏，并且有一段时期上涨得比较厉害，遇到天灾，市场上各类食品的价格也要上涨，因此市民的个人利益是受到过一些影响。但是后来随着政策的慢慢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也逐步健康成长，价格杠杆作用亦开始发挥作用，满足了市民“米粮肉终于够吃了，日用品都有了”的愿望。“深圳市政府还是有先见之明，如果没有当时的政策调整，深圳的市民哪能享受今天的成果？”

　　后来，赵美英把部分粮票带回家乡给亲戚用了，留下一小部分作为永久的纪念。现在，赵美英偶尔还会把没用上的粮票拿出来，把粮票的故事告诉女儿。今年小孙女也出生了，赵美英说，以后还要把粮票的故事告诉小孙女，一辈辈地流传下去，告诉子孙后代。让后代们珍惜深圳的先行者努力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希望他们在深圳这方热土上，做出成绩，让深圳更美、更好！

　　出差上海没带粮票差点饿肚子

　　当事人讲述

　　雷宗振，时任省八建电工班班长的他1982年来到深圳参与深圳建设，后任职湛江建筑集团公司，现已退休。

　　说起粮票的取消，雷宗振跟记者说起这一开先河的创举让他遭遇了一个小意外的故事。

　　雷宗振是1982年到深圳的。时任省八建电工班班长的他，成了深圳建设的一分子。1985年，公司派他和一帮同事到上海开设分公司。由于1984年深圳已经取消粮票，且当时各地信息的流通也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因此，他压根不知道，取消粮票只是深圳的创举，其他地方还是要用粮票的。带着全国各地已经不用粮票的误解，雷宗振和同事坐着火车到达了上海。

　　来到上海的第一天，他和同事上街到一早餐档买豆浆面包，可是排了好几分钟的队后，轮到他时，卖早餐的问他要粮票。“当时我一下子懵了——怎么还要粮票呢？”雷宗振马上问不是取消粮票了吗？但是卖早餐的根本不理他，只说没粮票就不能买。怎么办？难道只能饿肚子？这时候，得知雷宗振是出差来上海，没带粮票后，后面排队的一个上海市民表示可以卖一点粮票给他让他应急。于是，买来5斤粮票的雷宗振才终于买上早餐，让自己和同事免掉饿肚子之苦。

　　但是5斤粮票用不了几天，接下来怎么办？雷宗振说当时他很彷徨，大量的粮票别人肯定不肯转让，让单位邮寄过来又需要时间。正当他万分着急的时候，一个多年前就来到上海定居的顺德人知道了雷宗振的窘境，主动前来帮他想办法。这名顺德人用粮票给雷宗振买来了几十斤米，还借给他炉子和锅，让他带回旅社自己煮饭吃。

　　“当时旅社还不让开火，我们好说歹说，说明我们实在没办法，旅社才勉强同意了，让我们偷偷开火，不能让别的人知道。一直到我们单位把粮票寄过来了，我们才不用偷偷摸摸在旅社煮饭吃，可以放心地到外面去吃饭了！”

　　链接

　　敢立潮头开新境

　　勇闯物价改革关

　　第一步：1980年至1984年10月

　　以调为主，调放结合，分步理顺价格体系与价格体制

　　这一阶段实行“以调为主，调放结合，分步理顺价格体系与价格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根据生活资料品种、规格和品质，扩大其差价、比价；放开蔬菜和副食品价格以及部分商品收费；农副产品除粮、油、肉等九种商品外，对其他商品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实行市场调节。到1984年10月，深圳市放开价格的商品比重约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0％。

　　这段时间，深圳价格改革在全国率先取得了一个突破，即放开生产资料价格。1984年，除对基本建设和生产影响较大的钢材、水泥、木材等生产资料实行部分指令性计划管理外，其余生产资料全部放开。

　　第二步：1984年11月至1987年底

　　以放为主，放调结合，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

　　在第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以放为主、放调结合，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这一阶段，政府逐步放开计划外物资价格，允许企业自销超产的产品，并将大部分产品定价权下放到企业，由企业自行定价。对于生活资料，取消了粮、油、肉、液化石油气、蜂窝煤等商品的部分补贴，取消了一些商品的购销倒挂，取消了房租、医疗收费以外的价格补贴，把粮、油、肉、液化石油气等五种商品的提价金额全部补入职工的工资之中。

　　到1987年底，除十几种商品外，深圳大部分商品价格都已放开，市场调节价格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达91．5％。

　　第三步： 1988年至1991年8月

　　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管、放、调并重，重点加强对放开价格的间接控制

　　这一阶段，主要是完善前两个阶段的调和放，并着重强化管。

　　通过第三阶段的改革，控制商品价格的品种大为减少，直接控制的品种、种类减为17种，直接控制的收费项目为21种（项），其余价格一律放开，对放开的价格实行动态的管理。“菜篮子”的主要品种，间接控制、系统控制得以规范，在批发市场，实行100％的市场调节，而零售市场实行适时、适度、适量的计划调节，从而使整个市场的物价指数得以控制，市民的生活不致因不合理涨价而受影响。

　　第四步：1991年8月至今

　　物价改革从改革商品价格进入到非商品收费领域

　　在完善管、放、调的同时，开辟新的重点改革领域。物价改革从改革商品价格进入到非商品收费的领域，特别是经营服务性收费。

　　非商品价格是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主要因素之一，仅行政事业性收费一种就达2000多项，而且比重在逐渐增大。与投资者和居民切身利益关系较大的主要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如水、电、饮食、住宿、汽车票价等，群众反映较大，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进行管理。

　　当全国价格仍然实行“双轨制”时，深圳的价格体制改革率先取得突破，这对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认为，深圳物价改革的最成功之处，不在于放开价格，而在于成功地管住了放开的价格，并且创造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为具中国特色的物价管理开拓了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