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等同于贞洁教育遭艳照事件冲击

　　本报记者 方奕晗

　　谁都无法说清，涉及偶像崇拜、道德、谎言、性和犯罪的“艳照门”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记者了解到，新学期伊始，“艳照门”成了一些学生返校后的热议话题，不少高中生用带有蓝牙功能的手机互相交换照片。更有甚者，在一些小学，“娇身冠养”、“新陈代谢”等由“艳照门”事件相关人物衍生出的“新新词汇”，屡屡从孩子们嘴里冒出来。

　　家长们急了，却又无从下手。有媒体报道，近期拨打“12355”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热线的，几乎一半都是不知所措的家长，咨询的内容紧紧围绕着“孩子看了艳照怎么办”。很多人希望学校能在这个时候主动站出来，告诉孩子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但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却始终选择“低调处理”——“是否向学生谈及此事、如何谈，要听学校德育主任统一安排，不能贸然行动。”

　　而这，恰恰是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现状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性教育课老师被告知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学术研讨会

　　在广州市的一所普通中学里，化学老师盛蔚燕还有另一个身份：担任全校学生青春期性教育课老师。

　　这个活儿是她自己主动找校领导“申请”来的。每学期针对不同年级的男女生各上一节课，6个年级，一共12课时，任务量不算太大，但也不轻松。因为“现在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教材”，讲什么、怎么讲，全要靠她自己谋划。通常情况下，她在每次讲课之前，都要对学生进行一个性知识“摸底测验”，再根据测验结果调整授课内容。

　　“这些都还好，最大的问题是周围人的不理解。”盛蔚燕笑了笑，在学校教性教育课这件事，她一直不敢告诉丈夫，“他那么保守的人，肯定接受不了。”就连学校里的一些同事，也因此觉得她“不正经”，甚至还有人会跟她开一些带“颜色”的笑话。

　　去年，盛蔚燕曾受邀在一次全国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当她找到学校领导报告此事时却被告知，“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发言不能代表学校，一切费用自己承担”。

　　“个人行为”，盛老师用这四个字概括自己现在的处境——一旦哪天她不教了，全校学生的这门课就彻底停了。

　　四川省性社会与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胡珍用“三无”来概括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的现状：无课时、无师资、无教材。她在大量实地调研中发现，但凡涉及“青春期性教育”的内容，老师们通常会闪烁其词地告诉学生：“该部分自学，看不懂的提问。”

　　我国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开展，但至今仍然状态低迷。“探索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一些国际项目。”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性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告诉记者，她就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青春期性教育教改实验项目。当时，研究人员选取了北京市海淀区的几所中学做试点，专门编写了教材，还对任课教师进行了培训。“授课效果很好，学生们的反馈也不错。但遗憾的是，项目一结束，课程马上就停止了。”

　　 性教育被等同于贞洁教育是最大误区

　　父母和老师之所以不敢和孩子谈“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样的观念：性教育越早，发生性行为就会越早。张玫玫也提到，很多人在青少年性教育的问题上，始终抱着“遇到问题再教育，不事先提醒，避免过早唤醒性意识”的态度。一部分家长认为，如果没有性教育，孩子可能还接触不到这些东西，学校一搞性教育，他们反倒对这些感兴趣了。

　　在当今中国，“性”依然是一个需要避讳的刺激字眼。社会上一个颇为流行的论调是，如果青少年在“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意味着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有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每年全国共有近200万妇女进行人工流产，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未成年少女。这些孩子，不是学校里的“坏学生”，也并非问题儿童。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老师眼里是好学生，在父母面前是乖孩子。

　　提出“性教育是义务教育”观点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强调说，所有的义务教育都是超前的，没有一个人直到造原子弹的时候才学数理化，所以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直到青春期才开始接受性教育。

　　“学校和家长在青春期性教育中并未起到主导作用，青少年获取性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网络、报刊和光盘等等。”北京大学医学部基础部医学心理学教授胡佩诚说，“但这些渠道的内容良莠不齐”。

　　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张枫认为，在青少年性教育这个问题上，很多老师和家长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出事情”，是防范式的教育。这样一来，青春期性教育被等同于贞洁教育。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误区。“要知道，任何性教育都不可能禁欲，更不可能挡在两个人中间。所以我们应该教会孩子如何保护自己。”胡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