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新兴信息渠道

　　如何利用新兴信息渠道

　　“主要信息通过主要媒体就可以及时获得，网络信息虚假东西太多，利用时应该加以甄别，否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山东某厅级领导干部在接受《决策》访问时说。她的这种对待网络渠道的心态在领导干部中颇具代表性。

　　调查发现，领导干部正在接受一种“以主为主，主次兼顾”的网络信息渠道选择的模式。受访者在使用网络中，集中地选择了新华网、新浪网等综合信息型且属于主流信息传播的网站，选择率达到了100%。同时，他们也对专业领域网站以及各种论坛、博客等比较重视。应当说，这种选择模式属正常。它表明这些受访者对主流网络信息的看重，并“关注但有甄别地相信”(选择的比例为75%)各类内容丰富但复杂多样的论坛或博客等。

　　这些受访的官员在决策过程中依赖主流网络信息，主要是因为这些主流网络信息不仅包含了国家党政决策方针、大事件、大形势等方面的重要决策参考信息，而且，还包含了能从整体上反映社会舆情和舆论状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他们的决策中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料或决策依据。此外，这些受访的官员“关注但有甄别地相信”那些论坛或博客等网络上的信息，也是因为他们可以从其中“听到”一些供决策参考的“声音”，诸如针砭时弊方面的“声音”或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批评或一些造谣生事的反面“声音”等。

　　“对于一位可以纵览全局、运筹帷幄的决策者来说，对正反两面等各类信息的‘浏览’，反复比较，去伪存真，无疑会对决策起到更好地‘参考作用’。”在王来华看来，这种“以主为主，主次兼顾”的网络信息渠道选择的模式，反映出多数决策者们已经基本上学会了如何对待和利用新兴信息传播渠道。

　　在大量网络渠道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只偏重主流信息传播渠道而不兼顾其他信息渠道的选择，应当不够全面；而只相信那些旁门左道的信息渠道的选择则更加不合适宜，甚至会在决策中吃大亏。也是基于这种判断，在此次调查中，当被问及“对于长春市硬性规定领导干部早晨读报，您如何评价”时，受访者多数回答了“有效，但可以建立多样化信息渠道”(44%)或“无效，会流于形式”(31%)。

　　《人民日报》曾刊出一篇“政府官员：上网干什么？———省、市、县、镇4位领导干部说上网”的文章，其中一位分管科教的副省长说，他要在网上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动态、学术成就和一些国家的科技政策，有了这些信息，在制定本省的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时就可以站得更高些；一位市长说，中央精神和国家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是我上网首先要看的内容，再就是汲取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一位县长说，他上网主要看科技发展、项目合作、订货会等，寻找合作伙伴、资金；一位镇长说，他最关心当天的蔬菜价格，对于主要菜篮子产品、水果、肉蛋、水产品批发日报表的网页，他都要详细看。文章生动有趣地描述了领导干部利用网络信息渠道的状况。从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领导干部以前要经常下基层调研，而现在出现了要经常到网上调研的新动向。

　　信息渠道是信息源的信息能否高效到接受客体的关键，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其开放性的结构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高效的信息渠道，其社会话题聚焦和事件组织有着匿名性、互动性、即时性、突发性等特点。处理和把握控制得不好，对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很容易造成冲击，甚至引起社会混乱，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尤其是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对于社会的稳定破坏极大。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具有网络信息渠道的把握控制能力。

　　信息渠道制度化“渴求”

　　调查中，受访者回答“在各种信息渠道中，有多少信息对于您的工作是有用的”时，62.5%的领导干部认为传统大众媒体只有“少部分信息有用”，而有87.5%的人认为网络信息只有“少部分有用”。另外，有50%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渠道多，但有效的并不多”。对于专门机构或人员搜集的信息，75%的领导干部认为“重要但不全面及时”。

　　在信息过剩的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被信息包围的社会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息向我们倾泻而来，信息垃圾、信息干扰、信息焦虑在所难免。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需要通过非常高效的渠道，来筛选、分类和过滤有利于领导决策和领导工作开展的各种信息，而这正是目前所缺乏的。

　　“各级部门能否分类提供量体裁衣的信息，强化对领导干部应掌握信息的跟踪考核”，安徽某县级领导干部说。在接受访问时，受访者对于信息渠道的制度化建设普遍持积极态度。问卷调查中提出了“对于领导干部信息渠道建设”是否应当制度化方面的问题，结果87.5%的领导干部选择“渠道很多，但需要进行制度化建设”。这一回答情况比较集中地说明了多数受访官员对信息来源渠道制度化的“渴求”。

　　此次调查中，受访者在回答“假如您所在的区域内也发生类似‘厦门PX项目’事件，即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产生的舆情危机，您目前的信息渠道是否有效”的问题时，40%的领导干部回答“能够在危机爆发后及时了解信息”，而回答“没有把握”的竟达到了26.7%，只有32.3%表示“能在危机爆发前就了解信息”；在回答“在预防和应对突发性事件中，您的信息渠道”的情况时，回答“获取的信息及时但不充分”占50%，只有25%的人认为“能及时充分获取信息”。这一比例分布情况反映出，这些受访者在决策中对信息和信息传播渠道制度化的真实需要。

　　“所谓的信息渠道的制度化，包含着如何使信息产生和传播在渠道方面规范化，并受到有关规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的监督和保障。”王来华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尤其是在各种信息渠道风起云涌和各显其能之时，要加以规范和合理地控制，是短时间内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事实上，不能做到决策信息渠道的制度化，就很容易因涉及决策的信息鱼龙混杂和真假难辨而干扰决策过程，所以要做到为决策者提供好决策信息服务，就不能绕开这个问题。

　　2007年，深圳市在其机关电子政务系统中专门建设了一套深圳市市领导决策信息服务网，通过专业信息供应商，为市领导决策提供全面、准确、最新的一站式信息服务。2008年1月，长春市长崔杰在市政府精细化管理座谈会上，要求政府组成人员每天早晨利用40分钟时间，将当地出版发行的5种主要报纸浏览一遍，长春市政府办公厅随即下文落实读报制度。党政系统的社会舆情工作以定性分析见长，定量分析相对薄弱，而定量分析是社会调查公司的特长。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很多领导干部借助社会咨询、调查公司之类机构，以加强对社会舆情的定量分析。这些在信息渠道制度化建设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