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组图)

　　记忆深处的海棠花

　　——听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

　　文/泠 风

　　自从周恩来诞辰百年之际党中央提出学习周恩来精神以来，对周恩来精神的探讨就成为人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独特形式。

　　作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第一代“大管家”，周总理“在位”26年零100天，他在西花厅时用过许多秘书，然而，到1974年6月他最后一次离开家门住院之时，西花厅里只留下四位秘书——他们分别是周恩来的秘书赵茂峰、钱嘉东、纪东和职务为邓颖超秘书但也兼管周总理值班室工作的赵炜。

　　这四位秘书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多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也见证了一代伟人夫妇平凡而朴素的日常生活；他们更是坚守在西花厅一直为周总理服务到总理生命终结的人。因此，他们对周恩来精神的理解也比寻常人更广更深。

　　能够同时采访西花厅的最后四位秘书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听他们诠释周恩来精神受到的鞭策与引起的思索更多……

　　周恩来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但忠诚始终是周恩来精神的精髓。对信仰的忠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贯穿了周恩来一生，而这种精神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赵炜是四位秘书中的唯一女性，论进西花厅的时间也数她最长。1955年1月，她从国务院秘书厅调到西花厅工作，从此与西花厅和周恩来夫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周恩来的祝福下，她在西花厅结婚；在邓颖超的呵护下，她在西花厅孕育了一对儿女。在西花厅，她从一个干事成长为邓颖超的秘书；在动荡岁月，她被周恩来点名重回总理值班室。她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在周恩来信任的目光中接受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的嘱托。她把周恩来的遗体送到北京医院，又为撒掉他的骨灰选择最适合的地点……

　　赵炜说：“提到西花厅就感到自豪，认为那里就是自己的家，因为多少年来都是在那里工作生活的。”

　　周恩来总理对信仰的忠诚是有据可查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为寻求革命真理而奔波，随之“主意已定”；当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信仰而无怨无悔地奋斗。令人感动的是，就连在选择生活伴侣时，周恩来也把信仰放在第一位，为此在法国留学时他离开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相中了邓颖超。从此，他把生命、生活与信仰融为一体，让有限的生命升华出无限的人格魅力。

　　提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赵炜脑海中就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往事。她清楚地记得，1958年第一次走进周总理办公室时，就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的一部红色的电话，那是一部保密电话，由周总理提议或做出的许多重大国家决策最初就是通过这部电话上传下达。“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赵炜和周总理接触中常听他说的一句话，而这句简短的言语恰是周恩来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诚的浓缩。

　　赵炜记得，虽然居住和办公都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周总理对他办公室的门看得很严，他办公时，除了秘书有事可以进去，一般人根本不能进，连邓颖超大姐也很少进他的办公室。平时，周总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来拆，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信件秘书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误拆的情况也必须当时就封好，同时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

　　周恩来总理对秘书要求严，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遇上机密性很强的信件，他都是亲自写信封和封信，注明由某某同志专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了又要添加些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

　　工作认真，是周恩来精神中“忠诚”的又一处体现。平时，周恩来总理要求秘书汇报工作时，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因此，西花厅的秘书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从来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的无确切时间概念的含糊词，说话也不能嗦，更不能拖拖拉拉。

　　作为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时能到医院去的唯一秘书，1975年秋冬经历的几件事在赵炜脑海里烙下了深刻印迹。

　　9月20日，周恩来总理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但他打了麻醉药却不肯进手术室，特地等着赵炜把关于“伍豪事件”的文件送到医院——“文革”中有人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总理，这是1972年周恩来就此事在中央召开的整风汇报会上做的“真相”报告。但是，材料在办公室里已经放了好几年，周恩来一直没在上面签字。那天，就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周恩来在推车上垫着一块木板用颤抖的手在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时还注明了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几天以后，周恩来让赵炜把《国际歌》的歌片儿带到医院，重病中的他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些天，周恩来总理好像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又过了几天，他让赵炜拿来纸笔，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他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担心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

　　那一幕幕，令赵炜终生难以忘怀。

　　周恩来去世后，赵炜又在西花厅里陪着邓颖超度过了16年时光，直到最后送走邓大姐。事实上，赵炜是在西花厅工作年限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后离开这个院子的西花厅秘书。走出西花厅，赵炜在全国政协工作多年，并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务。卸任休息后，赵炜担任了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的顾问。

　　周恩来精神是由无私凝聚的，实事求是则是这一精神的基础。许多年来，周恩来对待权力的态度令中外政治家钦佩，他把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应用全部融入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宗旨中。

　　赵茂峰是1950年被分配到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机要处的，几年后他和赵炜谈上恋爱，随之两人被先后调往西花厅。不过赵茂峰刚去时是“过渡”，直到1956年才正式调到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组。赵茂峰在西花厅跟着周恩来工作了整整20年，无论是“精简”还是正常调动都没有他的份儿，甚至就连“文革”中他“支左”患病后也依然回到西花厅休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赵茂峰经常随周恩来出差，周恩来还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茂峰是我们西花厅里的土秀才。”

　　赵茂峰说：“虽然西花厅的两位老人家都不在了，但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依旧最高。”

　　给周恩来当秘书，赵茂峰主要负责文卫体和统战方面的工作，周总理对待工作和权力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文革”开始后，总理办公室的人少了，文件也少了许多，但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却一点没见少。那时，他经常到丰泽园去谈工作，而知识渊博的毛泽东常常会在谈话中引用一些古诗或典故。每次，周恩来回来后都把记下的古诗、典故交给赵茂峰让他去查出处，而后自己又认真记下。那些年，周恩来总理交给赵茂峰查证的小条子很多，每张条子都呈现出周恩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让赵茂峰记忆最深的还有几件事，体现出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文革”初期，周恩来经常出去开会或者接见红卫兵，开始每次都是赵茂峰整理好文件跟着去。那时候，江青正在处心积虑地找周恩来的碴，但她毕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公开施威，就屡屡把气出在赵茂峰身上。有一次，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就“支左”工作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汇报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问这条子还给不给江青看？当时周恩来说：“已经过时了，不看也罢。”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江青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对着周恩来直报怨，这让赵茂峰感到很内疚。这时周恩来很平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让不让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个秘书能决定吗？”周恩来实事求是的两句话，既摆脱了赵茂峰的尴尬，也让江青一下子无话可说。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要开碰头会，周恩来告诉赵茂峰时间、地点，让他写个通知通过中办发下去。通知依惯例发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没有发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但是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闹了一气。“你不放手，你的秘书也不放手，通知为什么不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那好哇，让赵茂峰给李讷写个检讨，说他发通知有疏漏……”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江青又闹不起来了。

　　回到西花厅，周恩来很诚恳地对赵茂峰说：“这件事是我让你办的，还让你写检讨，真是对不起。”

　　“写检讨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赵茂峰回答。

　　看到赵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恩来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后来，他亲自审阅了赵茂峰的检讨，还把里面两个错别字改过来。

　　1975年夏天，周恩来病重再次住院，这时为了让他不再为国家大事操心，秘书们不能再去医院，所有文件都由邓大姐带过去。那段时期，为了利于周总理减轻痛苦，专家提出可以让他看一些名画分散精力。这时，赵茂峰就承担了到故宫借画的任务，他也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多次去医院服务。那段日子，赵茂峰隔三差五就去故宫借几幅明清画作送到305医院，每次都认真地填好签收单。大幅长轴在病房没法挂，赵茂峰想出个主意，在病房的门上装了一个滑轮，周恩来要欣赏画时可以前后调整距离。为了避免这些借出来的国宝有闪失，周恩来特意吩咐305医院给赵茂峰安排了一个带保险柜的房间。可惜的是，周恩来的病越来越重，后来连欣赏画都很困难了。

　　1975年12月31日，赵茂峰和钱嘉东、纪东三人最后一次见到清醒中的周恩来总理，他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的同志好。”这14个字，然后就渐渐陷入昏迷之中。

　　“我累了……”是周恩来生命临危时刻的真诚表述，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无私奉献的最后总结。

　　周恩来逝世后，赵茂峰本已调任国家计生委党委副书记，但邓颖超大姐说：“茂峰，你得给我当志愿兵，什么时候需要你就得来。还有，咱们现在改变一下，男的要到‘女家’住了。”邓大姐指的“需要”是说赵炜如果生病就让赵茂峰顶替，平时8小时之外也让他搭把手，而‘女家’就是指西花厅。就这样，赵茂峰又在西花厅住了许多年，邓颖超在人大、政协任职时的许多发言稿都出自这个“志愿兵”之手，1982年他还顶替病中的赵炜给邓颖超当了三个月秘书。赵茂峰20世纪末离休，现在家静养病躯。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勤政来践行的，而勤政是一个好干部必须的条件。当总理26年，周恩来是中国披星戴月最多的人，如果中国的干部都像他一样鞠躬尽瘁，小康社会将来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