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股到户”：苏州农民新创造

　　“等我们竞标成功，拿下项目，肯定增资扩股，到时通知大家！”进入3月，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富民合作社涌来一拨拨打探消息的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徐金元能做的就是重复这句话。

　　合作社今年要建3万平方米的商业广场，准备再次扩股3000万元……正是被不经意“泄漏”的今年合作社股东大会决议，拨动着农民的心，他们明白：一年投资回报12%，这好机会不会年年都有。

　　分股到户，年年拿红利，苏州农民创造的财富新路，令人刮目相看。

　　量化资产公平分股，农民年年有红利

　　“我家参加村里五个股份合作社，去年分红56940元，比前年涨了12060元，全家一年开销够啦！”今年2月，人称苏州“农民股王”的吴中区横泾街道尧南村农民王惠建，一个春节都乐呵呵的。

　　去年，81万户苏州农民共分红4.4亿，1000多家股份合作社就是他们可靠的取款机。

　　马兴根是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新元村居民，前年，他家从村社区合作社分到84.5股，“当年分红2520元，去年涨了400元。”老马出资6万元购买的街道富民合作社的股份，也分红4800元。

　　这一年，马家收入11万元，其中，工资9万元，征地养老补偿8400元，第三就是两个合作社的分红。

　　“家家有股，年年分红”，在几年前，枫桥街道居民不敢想象。那时，4万农民迁入小区，身份是变为“居民”了，可街道党工委书记徐建良很担忧：离土农民增收难！

　　街道盯上区内上千家企业：给他们当房东，不就年年有收入？

　　这房东该让全体农民来做。从2005年起，街道将几十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分到村，各村再按基本股和农龄股，量化成64万股，分给4.1万居民。“有23个村原来就有厂房，基本是跟街道换资产，先拆老厂房，再到街道工业园领厂房。”

　　普惠与公平，是街道切分集体资产时坚守的底线。“每个村能拿多少厂房，要看人数，看集体资产多与少。而像枫渔村，原是渔业村，没钱没地没厂房，怎办呢？花钱买股。400多名渔民拿出135万元，街道赊欠一点，买下6000多平方米厂房。”股份分配，也是追求利益均沾。“户口在本村的，不分老幼，基本股每人1股。而农龄股，要看对集体贡献大小：16周岁以上算起，每1年算1股。到机关单位或是国有大企业上班，没有！人人有股，是公平；人人有区别，也叫公平。”分股方案，必须拿到村民代表大会上过堂。

　　街道成立社区股份合作总社，统一新建厂房，运营工业园招商、物管，而各村合作社乐得轻松，派人到总社结算中心上班，日常收租金，定期公布账目。“每年收入三成分红，三成付管理费，剩下的置办新厂房。每股分多少红利？‘多的不能多分，少的不能少分’！村与村之间资产最多差10倍，收入最多差4倍，分红只能差两倍！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前提下，各村自定数额，多则每股三四十元，少则20元。”前年，24个社区合作社收入5300万元，三分之一分红。去年合作社收入跟前年持平，每股分红高出5至10元。

　　从经营工厂到经营资产，集体经济凤凰涅槃

　　2001年8月。吴中区金星村组建苏州第一个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把4295万元集体资产量化给513名农民。7年过去，村里净资产增值至6200万元，而经过7次分红，农民人均获利6179元。

　　还是这个村，在上世纪90年代，办起18个企业，短暂辉煌后转入困顿：每年不停地投入，货款收不回，利润是虚的，农民只出钱没回报，牢骚满腹。

　　反思今昔，当年的金星村村支书、如今的香溪社区主任徐金根认定：集体经济无所谓落后与先进，关键看经营什么。

　　从1996年起，金星村探索企业转制时，没有一味“卖光”，留下厂房等存量资产，集体经济由办厂赚钱变为出租资产收益，收入反而更稳定。五年后，社区股份合作社成立，“合作社‘村民所有，村民所得’，每年净收入的30%按股分红。”

　　从经营企业到经营资产，苏州农村集体经济凤凰涅槃。吴中区临湖镇湖桥村上世纪80年代初，办了两爿小厂，最好时年收入20多万元，全村每人分了50元，但这“福利”只维持了两年，此后，厂破产，留下448万元债。

　　在商品短缺时代，村办工厂凭借机制优势，靠“四千四万”的精神，风光一时，可竞争充分后，村办工厂在信息、市场、技术等方面，哪能跟大企业抗衡？大批村办厂陷入困顿。集体资产是农民的命根子，底子薄，难经市场风浪，必须寻找运营“安全模式”。湖桥村党委书记徐顺兴认为，依托股份合作社，集体经济“退二进三”，为企业提供物业服务，风险最低收益最稳。“我们建了二三十万平米标准厂房，租给几十家企业，还是不够！去年，村集体收入比上年增收700万。我们拿出2800万元净资产，配股给农民，前年每人分红800多元。”

　　最低的风险，来自最好的资源

　　冯鸣鸣，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古娄一村农民，前年，在镇农贸市场上班的他，出资5万元入股镇富民合作社，当年分红6000元，是全年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

　　“去年买了些基金，每次股市波动，心里就紧张。今年如果合作社扩股，还想再入5万元，12%的回报率到哪去找？”他说。

　　唯亭地处苏州工业园区腹地，2004年，成立富民合作社，此后经3次扩股，社员发展到3495户，股金达1.25亿元，成为苏州股金最大的富民合作社。镇里规定每股2000元，每户最多投入5万元，年利率不低于8%。去年合作社扩股3000万元，一上午就卖完了！

　　和社区合作社分股到户，农民一般不用掏钱不同，在苏州，像富民、物业等股份合作社，农民需用现金入股，先造资产再经营分红，因此，风险控制格外重要。

　　唯亭富民合作社注册成立了联发投资公司，负责日常运营。“农民有点闲钱，自己投资，多数人没能力，更担不起风险。合作社就是要帮农民投资理财。”联发投资总经理徐金元说，公司投下1.6亿元，搞了农贸市场、打工楼等10多个项目，经营都不错。“像汽车美容中心，两年收回投资。”他坦言，“政府扶持很关键，镇政府把所有好项目交给合作社投资，唯亭有10万民工，菜场、打工楼只要建起来，哪能不赚钱？”去年，合作社分红1500万元，比前三年总和还多200万元。

　　“推进股份合作，核心是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化收益的一次分配。”徐建良说，枫桥街道去年新建30间店面，以半价售给各村合作社，“租出去，每间一年至少收入10万！温州人出多少钱，我也不松口。”街道将建好的7万平方米打工楼，规划的几十万平方米写字楼……能赚钱的资产，量化给农民是原则。

　　整合资源，创造资产，当好农民理财的操盘手，政府作用不可或缺。吴中区胥口镇副镇长曹永良说，“以往政府征用农民土地，直接发补偿款，农民很快就用光了。”2002年，镇里办起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以30年的土地承包权作价入股，每亩补偿款1万元，不发给农民，而是算作一股，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社。这些钱，拿来盖厂房。镇政府出资购买100股，以集体股东名义操办合作社。”全镇4951户农民加入合作社，入股土地15568亩，建起厂房、打工楼16万平方米。合作社收入20%用于分配。基本红利每股500元，由镇财政托底。“去年，加上浮动红利，每股分了780元，比前年涨了40元。30年下来，每亩地至少分红两三万！”

　　本报记者 高坡 周铮 孙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