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事件真相：法庭上的激烈交锋

　　取保释放第二天又入狱

　　“七君子”被捕后，关押在上海，12月4日移解到苏州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因为是女性，被取保候审，但她认为“大丈夫敢作敢为”，又主动投狱，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犯看守所。

　　在看守所，沈钧儒等大义凛然，指着狱吏的鼻子责问：“我们犯了什么法？凭哪条哪款逮捕我们？”狱吏张口结舌，不能答对。看守所长闻讯前去解释：“这，这，这个，请原谅，由不得我们，我们这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你们要我说哪条哪款，我也确实说不上来。嘿嘿，委屈一下，委屈一下！”

　　回头，看守所长觉得对沈钧儒等社会名流进行关押，确实于法无据，关了一夜后，未经请示，便自作主张取保释放了。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翁赞年听下属报告放人了，气得暴跳如雷，疾呼：“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国民政府新近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们触犯了这个法的第六条。谁敢擅自做主放人？我将提请追查！”

　　这一下，可吓坏了看守所长，于是，在第二天深夜1点多钟，“七君子”又被统统逮捕入狱。看守所长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心想：“好在是取保候审！”

　　法庭上的激烈交锋

　　“七君子”被捕后，社会各界的反响极大，全国人民以及海外爱国华侨纷纷向当时的政府提出抗议，“社会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宋庆龄、李宗仁与白崇禧等政要人士也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营救。1937年4月2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邹、章、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4月3日，政府当局不顾海内外人民的强烈抗议，悍然指令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将沈钧儒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民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提请江苏省高等法院依法审判”。根据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个刑事被告人可以委聘三个律师为之出庭辩护。出于要求抗日的决心和爱国主义之热忱，住沪20名著名大律师自愿组团担任义务辩护人。

　　在6月25日审理中，双方的交锋十分精彩。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

　　审判长：“救国会办了登记手续没有？”

　　沈钧儒：“救国会虽未登记，但所做的事情都是绝对公开的，如果认为未登记就是秘密活动，我们拿《宣言》来见吴审判长，又怎么解释呢？”

　　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尴尬窘迫，下不了台，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日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

　　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余言，在法庭上朗朗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词严地逐条批驳。在提到“危害民国”时，《辩护词》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辩护词以大量客观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论据证明被告无罪，要求法庭“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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