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不是法律人治国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物权法》起草小组组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北团”参加小组讨论。小组中一位来自基层的代表说出自己对《物权法》草案不理解和不赞成的条款，王利明认真地听并记录下来，在随后发言中，他向那位代表逐一征询和解释。这个细节让全国律协会长于宁想到一句话：“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不等于树立法律人的最高权威。”

　　“不能从一个误区出来再走入另一个误区。以前有法律虚无主义，现在讲依法治国并不是说必须由法律人来治国。增设法律界别，是考虑到法律工作者特殊的职业属性，有利于发挥参政议政的职能。但这不等同于法律人来施行国家治理。”于宁说，这是增设法律界别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于宁认为，法律界别应该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因此在法律界别的构成上，应该既有法律实务工作者，也有法学研究者。这使得法律界别不单纯是一个偏重于学术性的界别，从而区别于现有的“社科”界别。

　　特殊的职业属性和优势，是增设法律界别的种种原因中委员们最为看中的。汪正生认为设立法律界别的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法律工作者熟悉法律、运用法律的职业优势。

　　在法律界别的具体构成和名额分配上，汪正生和于宁并没有拟出细致的方案，但作为法律工作者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师无疑在法律界别中不可缺少。“律师参政议政的意愿和优势，也正是法律界别参与政治协商的优势。”于宁说。

　　作为全国律师协会的会长，于宁说到律师，显得很激动。“国家依法治国，讲参政议政，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法律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从职业属性上来看，律师是最相近的。”

　　从律师工作特点上看，律师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团体、不同利益的代言人。律师在工作中表现最多的是成为他人利益的代言人。既可以代表政府，也可以代表平民百姓；既可以代表国有营业，也可以代表个体户；既可以代表国家公务员，也可以代表服刑中的人员。方方面面，代表范围非常广泛。

　　于宁说，无论进入“人大”或是“政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代表个人，他们代表的是一定的选区或者一定的阶层、界别。当然，每个代表和委员还要站在全局高度来履行职责。但毕竟代表和委员对于选区和界别，要更多地反映他们的情况，反映他们的呼声。而律师的职业特点，恰恰使其具有履行这一职责的优势。他们对社情民意、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最敏锐，看得最清楚。

　　崛起的新阶层

　　除职业属性的优势之外，增设法律界别迫在眉睫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律界中的重要一支——律师作为中国社会新阶层的重要力量正在崛起，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参政议政的诉求。

　　青年律师刘红宇是今年全国政协上的一名律师代表。她是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高级合伙人，因为是女律师，她被分到妇联界别。恰好在3月8日“妇女节”这天，刘红宇受邀出席全国政协“新阶层谈社会责任”的新闻发布会。

　　“新阶层不是富人阶层。北京地区有16000多名律师，以2007年为例，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律师超过70%，这个数字还是含税的。”刘红宇对本报记者说，在回答新阶层的提问时，她注意到社会对新阶层的一些误解。

　　“提到律师，一些人首先就说，律师行业如何监管不力，律师不认真工作、贪赃枉法。其实，我们的律师行业协会从来就不护短，对于害群之马，比如不认真工作、不认真执业，或者参与贪赃枉法的律师，都是用最严厉的手段进行处理。”刘红宇说。

　　“以北京律师为例，我们早在10年前就非常严格地规定了律师执业各方面的规则。我们通过听证会等机制，对有违规、违法行为的律师进行处理，包括训诫、公开谴责，甚至提请司法行政部门停止执业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当然如果有违法行为的，移送司法机关更不用说。我可以肯定地说，律师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是一个行业协会监管最严厉的行业。我没有看到哪个行业对于吊销执照上网公示，公示的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刘红宇说。她相信，随着律师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公众对于律师的认知度和满意度也会逐步提高。

　　参政议政的诉求

　　与公众的认知度一样，新阶层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认知度也经历着一个从弱到强的改变。从第八届全国政协开始，新社会阶层人士的身影出现在国家最高议政机关上。从2003年开始，新阶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集中亮相全国两会，当年产生的2984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计有55名私营企业家。据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私营企业主中被选为全国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全国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万多人。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新阶层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一个最喜人的变化来自律师界。于宁对本报记者说：“今年律师人大代表和委员加起来有22位，人数比上一届翻了一番。今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律师已经达到了3000余名，人数远远超过上一届的1200余名。”

　　“这是个进步。不光是对我们律师来说，对国家来说，也是政治文明的表现，是我们党逐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逐步向法治化进程迈进的重要标志。这同时也表达了律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参政议政的诉求。”于宁说。

　　但是，在进步之外，于宁也提出了当前律师参政议政的不足之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我觉得这次换届，包括县一级人大和政协在内的初级机构人员增加比较多，而在四级机构中的最高一级中，律师的人数相对较少。”

　　于宁说：“另外，今年22名律师代表和委员大都来自民主党派的推举，没有由律师协会作为一个机构来推举。当然，这也说明律师的作用得到了社会认同，否则在民主党派中也可能被推举的是其他职业从事者而不是律师。我遗憾的是，律师代表和委员不是由律师协会出面推举的，律协还没有这样的推荐权。”

　　这也成为于宁提议增设法律界别的考虑之一。“这一届换届中反映出的情况是，律师在参政议政机构的人数上有所增加，但不足之处也有，还不值得我们沾沾自喜。”采访最后，他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