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11届3中全会：老同志揭露汪东兴错误言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早在去年就着手策划“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图书，并在策划新选题的同时对以前出版的此类图书进行认真梳理，决定将于光远所著《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进行重新修订。这不仅因为该书文笔亲切、流畅，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为人们留住了一段值得铭记的珍贵历史，更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三十年前开启我国历史新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在征得于光远同意后，该书书名改为《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该书的英文版已由美国“西桥”出版社出版，日文版正在翻译之中。

　　日前，笔者作为责任编辑拜访了于光远先生，他精神矍铄、风趣幽默，对出版社重新修订的这个版本“十分满意”，认为装帧、编辑水平比第一版有很大提高，他也希望青年人能够多读好书。

　　鲜为人知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就目力所及，目前描述中国改革的著述，大都浓墨重彩记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可以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领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不少著作都对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着墨很少。于光远则在书中向我们披露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的关系、背景和始末：

　　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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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做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会议：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上了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等职务。然而，对这样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大人物“指名道姓”地批评，不啻“太岁头上动土”。于光远的文中说：

　　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本来是一件该做的事，但还是应该承认他立了大功。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事就办不成。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的确确非常错误，态度上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的事情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本人出面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又是其他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后台老板。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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