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耀先:“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26日11:09 东北新闻网-辽沈晚报
韩耀先:“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企业破产后,曾任厂长的石永阶(左一)看着工人们领救济金,百感交集。

韩耀先:“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韩耀先

韩耀先:“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是当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址,现已是居民楼 。 记者 王晓倩 摄

韩耀先:“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1998年,韩耀先(中)与石永阶(右)周桂英(左)在天安门前留影,搞破产时的“仇人”变成了朋友。

  一个多月后,韩耀先形成了《破产倒闭规定》的完整意见: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必然出现优胜劣汰。根据集体经济的性质、特点和沈阳市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就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进行破产倒闭处理……

  面对这份已经成为政府文件的“破产规定”,却没有一家报社敢刊登。“我拿着文件走遍了沈阳的几大报社,人家一听‘破产’两个字,眼睛瞪得那么大!社会主义哪有破产企业!一个个头都摇得拨浪鼓似的。”韩耀先说,最后,这份《破产倒闭规定》以广告的形式全文发表在《辽宁经济日报》上。

  对于当年这份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破产倒闭规定》,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清泰认为,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改革尝试,无疑为中国今后的改革作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增强了更多企业的活力、动力。

  三张黄牌和一对花圈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3家企业发布破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两边,各挂了一个小小的花圈。

  法规、法令,就像一把锋利的剑,但剑不用,永远不能知其利。

  1985年7月,根据对全市企业的考察,工作组列出了一份包括了沈阳市11家资不抵债、长期亏损、难以扭转局面的备选名单,从这11家中,又最终确定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农机三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三家企业成为试点。“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3家企业发布破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1985年的沈阳市政府,文件仍需油墨印刷的年代,韩耀先让工作人员把下发给每个企业的通告,用特殊的黄色油墨印成,很多人都对那次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厂长举着“黄牌”那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记忆犹新,而“亮黄牌”的说法,由此而来。

  一年的限期整改时间,无疑是这三家企业最为痛苦的阶段,时任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厂长的周桂英后来回忆说,“开完会回到厂里,互相没说一句话,大伙儿都哭了。心里像刀绞一样。可是,黄牌的压力最终变成了动力、凝聚力,那一年多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儿,工人们连劳保用品都不要了,就想省下每一分钱搞生产……”

  一年后,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成功摘掉“黄牌”帽子,而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了第一个破产企业。

  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到防爆器械厂采访,他不敢说自己是谁,也不敢让记者表露身份。他看到,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两边,各挂了一个小小的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触目惊心。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哭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将来可怎么活;有的在骂;有的呆呆地看着天。

  三张黄牌、一对花圈,送走的是一个有着鲜明计划经济时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厂,却也同时给予了中国当时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一个可以生死的拐点。当年的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

  “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今年80岁高龄的石永阶还住在老厂旁边的老居民区里,作为他第二次创业的标志性产业——老石头豆腐房在2005年也停业了。他不再“折腾”,专心养老,不愿意见人,但每每仍被当作新闻人物提起。

  1986年8月3日以后,石永阶在家里猫了整整半年。当时有报道说“石一病不起”,但是后来石永阶说自己其实没病,“我实在是没脸见人啊”!

  尽管当时已经不是厂长,但石永阶自责对厂子破产也有责任。家就在厂子旁边,工人都在一个院住着,一出门,就看着一张张沮丧的脸,人家冷不丁说一句“无能厂长”,老石那脑袋恨不能埋到土里去。

  在家憋了半年,他想通了。他不甘心被别人称为“无能厂长”,从亲戚家里借了1400元钱,一个老钳工从家里给他凑了100元,他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旧车床,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了防爆。

  为了节约开销,他要求一家人不吃肉,改吃豆腐。在吃豆腐的过程中,他又琢磨着开起了豆腐坊。

  石永阶的“二次创业”很成功,他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更让他高兴的是,当年厂子破产后曾经指着自己鼻子骂的一些工人,下岗后自谋职业富起来,后来经常开着轿车到他那儿买豆腐。

  而一手推动“第一次破产”过后,韩耀先有了个“送葬队长”的外号。沈阳市后来成立经贸委,他任副主任,他的另一个实职就是沈阳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沈阳市领导开他玩笑说:“人家别的官员到企业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产,就是给人送葬呢!”韩耀先也不生气,此时的沈阳正迎来体制改革后的第一轮企业破产高潮,而多年的经验累积后,人们对破产也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认识。尽管韩耀先仍会被一些情绪激动的破产企业职工“堵”到办公室里,但再开破产企业债权人大会时,他已不需再刻意掩饰自己的身份了。

  随后的十几年里,经韩耀先“送走”的企业超过百家。他还记得,1996年,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弹指一挥间,谁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凤凰涅,死而后生。

  明日请继续关注“改革开放30年:那些人那些事”之四,我们将向您讲述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当年负责创办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先生的故事,他率先提出的一句话如今已人所共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记者手记

  “罗汉”韩耀先

  此前有人将韩耀先比做一尊罗汉,说他面目骇人、心里慈悲。我不懂,也难以想象。见了面才发现,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略有点胖,头发花白,手脚麻利,热情地给记者倒水——哪来的罗汉模样?

  然而,那份凌厉的风范,在他一讲起企业破产的话题时就尽显无遗。“没有死,哪有生?”他的声调陡然提高。

  22年过后,当年制定《破产倒闭规定》的书稿原件,已经收藏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而他和那些被他发过“黄牌”、搞破产的企业的领导,由“仇人”变成了朋友,没事打个电话还常联系联系。当年再怎么惊心动魄,也终究成了过眼云烟。

  □本报记者 王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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