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韩企撤逃调查

　　记者 陈鸣 青岛报道

　　从2001年到2007年，至少206家未经正常清算的韩国企业撤离青岛，其中2007一年就达87家。

　　诸多迹象表明，一场韩资企业集中“非正常”撤资的行动正在青岛加速展开。

　　在导致韩资企业信誉危机的同时，也迫使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思路由盲目转向理性。

　　曾经在半夜乘摩托车呼啸来去的韩国青年在这条街上已不多见。2月的晚上，青岛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守在青岛市城阳区的夜总会门口等着拉客。他明显感觉到，不论是白天黑夜，他能看到的韩国人都在减少——以前他每天要拉五六趟韩国人去机场，最近半年来平均一天两趟都不到。

　　韩国人正在撤离，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私下流传的秘密。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青岛的城阳和胶州——这两个韩国企业最集中的区域，民间已经传言纷飞，先是一些讨不到工钱的工人，接着是一批不时到访的韩国记者，他们都在传递着这个消息：一场韩资企业集中撤离的行动正在青岛悄然展开。

　　而一些韩国企业的“非法”撤离，正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韩国老板悄然撤离

　　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城阳区的几个工业园里，一些韩国工厂仍然大门紧闭。往年初八的时候工人们就应该已经回厂上班。

　　“这里人气散了。”在南疃村附近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王源海说。他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丈人胡老头，老丈人在南疃村开了一个旅馆，专门给韩国公司职工当宿舍，曾经住着上千人的楼房，如今只有两百多人了。

　　而立之年的王源海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头。开着破旧的面包车行驶在流亭镇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他对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南疃村的热闹场景记忆犹新。城阳区的不少厂房就是当年他跟弟兄们一起盖起来的，那个时候，韩国人大批大批地到来，荒地上的厂房像蘑菇一样遍地生长，隔半个月就冒出一座新楼。每到下班，这里的街道上人潮涌动，就像赶集一样。路边都是写着韩文名字的小馆子，韩国人坐在餐馆里头喝酒。那时，看着韩国人在南疃村里山呼海啸，王源海时常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韩国村庄。

　　转变从2003年开始，那年春天，王源海不时听说有韩国企业搬走。有一次，一个韩国老板欠了他老丈人近万元的工人住宿费连夜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让老人自责至今：“他拖了两三个月，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呢？”

　　对韩国老板的突然离开同样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工人。

　　2月20日，城阳区夏庄黄埠。刚过完春节的工人宋志强和田肖回到大三信制衣厂时，发现厂里的大门已经锁上。门前依然鲜红的春联已经被扯成碎条，“大三信”三个字被铲去，只剩底下的英文名称SAMSHIN让路人大致可以猜出这家企业的名称。村干部说，韩国老板春节期间就已经逃跑了。而此时，大三信服装厂已经拖欠工人两个月工资。当宋志强他们到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时，他们才了解到，另有一笔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保险金也没有如约打入他们的账户。

　　黄埠村的干部接管了大三信制衣厂的传达室。“这些老板太黑了！”除了跟着村干部愤慨地骂两句，宋志强和田肖只能自认倒霉，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从来没人讨回过工钱。老板人间蒸发，意味着死无对证，意味着一笔无头债。

　　他们领了村里发的每人700元的一次性补偿金，就匆匆忙忙地登上另一个韩国服装厂派来的卡车，他们不知道这一次老板会不会逃走，但他们需要挣钱糊口，一刻都不能耽搁。

　　刚过去的这个元宵节让建筑工头王源海、出租车司机施长发明显感觉到了村里人气的回落。写着“厂房出租”的红色横幅沿街到处都是。但是，究竟多少企业走了，有多少是办理了正规清算手续，多少是连夜撤逃，村子里谁也说不清楚。有两次，王源海在酒桌上提及此事，当即被同席的村干部制止，“这个事情还是少问为好。”

　　村里的敏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开发区来说，人气比什么都重要。同样，在离青岛市区两小时车程的胶州市，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同样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究竟撤逃了多少家企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拒绝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走不走？

　　走还是不走？该去哪里？这是韩国金石善夫妇最近时常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离开青岛转向内陆，甚至去往更遥远的越南只是时间长短的事。2月21日在一家咖啡馆和记者见面时，金石善的朋友已经走了三个。他们开办的企业规模都很小，雇用人数在两三百之间，主要经营工艺品和皮革。

　　在金老板狭小的厂房里，几十个中国工人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与中国一般的乡镇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厂房是简陋的铁皮屋，除了缝纫机和熨烫设备，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人”。

　　正是大批工人让“金老板们”开始吃不消了。

　　“工人工资实在涨得太厉害了。”一口咖啡下肚，金石善眉头紧皱。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2000年的8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用由当年的1.6元/小时，上涨到去年的5.7元/小时，今年则涨至6.7元/小时以上。

　　金石善的说法很容易就能从遍布工业区的招工广告上得到印证。

　　地价猛涨也是韩国商人离开的原因。1999年金石善随着韩国同胞们大规模进驻时，城阳区还只是一个小村庄，30公里外的胶州更是一片农田和洼地。王源海描述当时他带着韩国人来看这里大片的廉价空地时，“他们惊喜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一位吕姓女士告诉记者，1998年她以7万多的价钱在城阳区中心买下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如果要在同一区域购买同样的房子要付出12倍的价钱。

　　明阳路上的“21世纪不动产”的经理赵丕功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上世纪末城阳区的房价开始缓慢上涨，到2003年每平方米猛涨了1300多元。“今年城阳区二手房均价在4000元左右，万科在城阳的一个新楼盘已经是每平米9200元。”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同样十分紧张，地价上涨几乎与住宅同步。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

　　上世纪末韩国人就开始迁入青岛，至今这里仍是韩国人密集的城市。每周从青岛至韩国首尔、大邱、釜山三个城市的航班就有三十多架次，与仁川间的轮船每周也有四班以上。2002年青岛常住韩国人为近2万人，2003年上升至3万人，2004年则飙升至5万余人。有的是全家搬来，夫妻到韩企上班，孩子在青岛读书。而如今随着生产成本大幅提升，金石善的朋友们只好选择搬走，“济宁和荷泽交通没有青岛方便，但是那里每个月工资700元，就算要经常加班很多工人都抢着干。”

　　实际上，韩企的撤离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

　　韩国中小企业厅代表处课长李炳直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青岛的韩国企业就有206家。自从2003年开始发生韩企零星外逃之后，非法撤离数量每年递增，去年一年就达87家之多。

　　整个山东沿海市县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事后有烟台网友发帖说，数十名高管分乘三辆大巴从国内三个机场分别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韩国高管更是嘱咐他的中国司机，“明天不必上班，我们要一起坐车去打高尔夫球。”

　　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李炳直课长承认，上述撤离韩企的资料中，胶州、即墨等县级市还没有统计在内。

　　韩企淘金术

　　在青岛市郊的204国道上，沿途可见星罗棋布的韩国企业。与上个世纪末被中国人奉为上宾的“外资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企业与中国乡镇企业相比规模都显微小。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不少企业就落户在当地农家，厂房为普通砖房，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在漆黑的房间里，几个工人围着一张桌子做着手工雕琢玉器之类的活儿。

　　“未正常清算”的撤离韩国企业中，15%是纺织企业，30%是工艺品企业，13%从事皮革生产，六成以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2月中旬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说。

　　而这些技术含量低、对环境有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却长期享受着很高的税费减免。在“两税并轨”之前，外资企业只需要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仅为中国企业的一半。此前来自青岛市外经贸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青岛市外资企业总税收额为54亿元人民币，但韩国企业缴纳的税金只有9亿元人民币，韩国企业数量在所有外企中占六成以上，但税收比率只有不到两成。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章朝华说。他是青岛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老板。多年来他跟韩企做了很多生意，对韩国的经营状况十分熟悉。

　　他发现有一些小型的韩国企业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青岛的郊区租下厂房和机器，10万美元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而实际上最终到达的注册资金一般只有3-5万美元，然后通过银行贷款和拖欠上下游货款来套利。

　　另一种情况，也最为常规，当“两减三免”期限即将到达时，企业便以假倒闭的形式，将工厂转向另外市区寻求优惠政策，换合伙人注册公司重新扎根，享受新一轮的减免优惠。这些外资企业入驻某个区市工业园区，一般不自建厂房，主要以租用为主，以便今后迁徙。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袁晓莉将这概括为“候鸟现象”。

　　同时，很多韩企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来减少账面收益。所谓“高进低出”就是以高价从韩国进货，再以低价买出，从而使驻华企业的账面盈利微薄，而实际上价值都已经通过高进价转移到韩国了。多位专门为韩国企业申办各种手续的代理商向记者证实，韩国中小型企业主要使用“高进低出”的手段来转移在华投资收益，在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蜜月期终结？

　　在一些当地人眼里，青岛和韩企的蜜月期正在终结。随着多年招商引资，青岛当地对韩国企业的投资也从“奉若上宾”转变为“招商选资”的理性姿态。

　　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三分之一在山东，青岛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超过10万，这里是韩国中小企业老板的天堂。鉴于韩国企业在青岛的重要地位，韩国产业资源部所属的中小企业厅还在青岛设立了代表处，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局也特别设立了韩国处。

　　自从1989年，青岛市第一家韩国独资企业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落户城阳区后，青岛茶山人造首饰、青岛韩菊胶带有限公司等韩资企业又相继来到青岛，形成了第一批韩资在华企业。在1992年两国建交前，青岛市共批准了71家韩资企业，建交后几年间韩国企业在青岛的投资逐年稳步递增，大批投资注册资金在几十万美元至三百万美元之间的中小企业纷纷进驻，这些在韩国已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山东半岛遍地开花。

　　几乎“零门槛”的招商引资政策随后就招致各种诟病。

　　中国海洋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韩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为111万美元，比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胶州对外经贸局的一位副局长说：“先前不论企业大小，引进来再说的做法，早已经过时。现在所看到的韩国小型企业主要是历史遗留产物。”

　　早在2004年，山东省外贸厅厅长周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出：“韩日固然重要，但更要放眼欧美，这个领域层次更高，资源更丰富。”

　　袁晓莉教授长期关注东北亚经济交流，曾经带着研究团队在青岛下辖区县对外资企业进行过深入调查。她认为应制定“外资准入制度”，在对外商投资的审核中，宜设立“三道门槛”——控制小规模传统制造业项目审批；控制环境污染项目；对于一些有信用劣迹的外资企业，应加大监管跟踪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业在青岛所辖的一个市区向另外一个市区的转移。

　　她介绍，上海、苏州和昆山等城市“十五”期间就提高了引进外资的门槛，将污染重、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外资拒之门外。如昆山市政府制定了“三不政策”，即劳动力需求量超过8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退税额过高的产业以及高污染产业，一概拒绝。

　　韩方似乎也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带领对华韩国经济使节团而访问中国的大韩商会会长孙京植2月17日对韩国企业提出警示：“应该关注变化的中国市场，并根据这种变化修改进军战略。”

　　“中国现在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基地和代理加工基地。我们应该着眼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抱着和全球一流企业竞争的决心进军中国，如果认为适当生产便宜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即可，那么十有八九会失败。”

　　韩国人离开之后

　　事实上，青岛韩国大型企业口碑一直很好，由于福利好，工资发放及时，很多工人争着抢着要去。但韩国的小企业在青岛民间一直饱受争议。

　　长期为韩国商人代理企业事务的朝鲜族人姜申说，韩国一些小老板素质并不高，有些人小学还没毕业，在韩国挣了些钱之后，就把住宅抵押，全家到中国山东淘金。而老板个人风格则主导着企业特点。

　　有一次，他给一家韩企做货物代理，到公司与企业管理层见面。办公室就在一个铁皮屋里，交谈过程中一滴水从屋顶上渗下来，不偏不倚地落进咖啡杯里，而一屋子韩方人员看到了都若无其事。事后，姜申就警告自己的生意伙伴，一定要小心这家企业的信誉。果然不久后，这家企业就因拖欠货款，被中国代理商告上法院。

　　在金石善看来，这次一些韩资企业的“非正常”出走，更是给韩国商人的信誉雪上加霜。尽管他觉得韩企撤走实际上不会给当地留下多少麻烦，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却不得不为企业拖欠的薪酬买单。在烟台，由于世刚纤维的撤走，区政府向1200余名劳动者支付了近200万元的工资。

　　在青岛已生活四年的李炳直课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这个事情上，他希望中韩双方都能理性看待，他说，韩国政府正在拿出一套方案，今后将由中小企业厅负责对韩国老板们进行培训，而另一方面则将由韩国政府与中方协商如何缩减清算手续。“法律上外资企业进行清算需要9个月，而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两到三年。”青岛市外经贸局韩国处处长吴日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青岛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一个网上清算中心，帮助韩国在华企业能够轻便、简捷地办完撤离前的手续。

　　然而，在青岛城阳区的南疃和洼里，人们更关注的是眼下备受打击的服务业。大批工人正在转移，在城阳的青岛义恩服装有限公司门口，老板崔某在招工启事上用了硕大的标题——“我爱你们”。

　　以前这里人头攒动的工人正在向山东内陆的济宁和荷泽进发。在城阳和胶州招工中介的市面价格已经上涨到每人100元以上，在城阳区北边的即墨市，现在即使月薪2000元也不一定能招来熟练的缝纫工。

　　冷清的街道上，众多韩式餐馆的转让横幅在料峭的寒风中抖动。夜里十点过后，夜总会门口也见不到拥挤的韩国老板，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开始怀念为几块钱打的费讨价还价的韩国客人。傍晚，王源海时常开着他的面包车在流亭镇上转来转去，他希望老丈人的生意尽快好转。

　　章朝华对韩企的突然撤走同样十分悲观。青岛市目前有物流企业1400多家，而韩企货运总量占到起码一半的份额。“明年估计会有十分之一的物流企业陷入困境。”章朝华说。

　　不过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石善、章朝华、王源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