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罚吐痰的前提是政府尽责

　　深圳市民在香港吐痰被罚了1500元，将罚单扫描到网上引来热议。不少人赞同香港做法，并希望深圳也实施类似规定（见昨日本报A16版）。

　　做足功夫再言重罚

　　毛建国（公务员）：不仅局外人赞同香港这一做法，就连当事人自己也称，“其实我本人也挺赞成这种做法，只是当时逛得太累了，脑袋不太清醒，而且视线范围内又没看到垃圾桶。”

　　耐人寻味之处就在此，为何局内局外人，都认同香港这一做法呢？看起来，是民意发生了游离，事实上并不这样。虽然同是罚款，但人家与我们是有相当不同的，也就是说人家罚款是有看点的。

　　首先，人家的环境与吐痰格格不入。而回头看看我们身边，也许硬件与别人不相上下，但在软件上却相差甚远，大街上垃圾随风飘，绿化带中破损到处见。虽然说随地吐痰绝对不对，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吐一口痰，对环境似乎也无太大损伤。人是一定环境的产物，维护环境既有公民的责任，也有政府的责任，当政府忽视自己的责任，却妄想以重罚使公民单方面尽责任时，当然不能让人信服，反对声声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从罚款目的讲，港人罚款是为了城市环境，是为了下次不罚款。而我们呢？很多的时候是为了罚款而罚款。一方面，要罚款就必得增添人力，另一方面增添人力了又要支付工资。工资从何出？从罚款中来。这就跟交通协管员一样，一方面政府聘请了大量交通协管员协助维护交通，另一方面这些协管员工资却要从罚款中出。于是，在一些城市就出现了某些“异常现象”，面对交通违法行为，协管员不是赶紧制止，而是赶紧掏出相机拍照，或在交警的指挥下，送去罚单。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样做的后果，陡增警民对立，而对于交通没有任何一点实在的裨益。

　　吐痰罚款也是如此，这部分被罚去的钱用在哪里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于城市环境建设维护了，还是仅仅用于支付罚款人员的工资？抑或，政府还从中分一点“赃”？这一现实下，谁又能掏得坦然呢？

　　同是吐痰，香港罚1500元而人人喊好，我们罚50元却人人反对，这是由于人家在罚款之外的功夫做得好。“见贤而思齐”，近年来，内地很多地方都组团去参观香港、新加坡的城市环境。出去学习了，千万不要只把重罚学回来，而忘记了人家罚款之外的功夫。

　　深圳能否效仿香港重罚吐痰？如果深圳和香港一样，做足了罚款之外的功夫，当然可以。否则，还是要缓行。

　　公共观念缺失罚款难以推进

　　舒锋（职员）：事实上，面对种种争议，笔者以为，无论是合法性问题还是滥权问题，都回避了一个实质问题，在我们的城市，吐痰罚款无法推进不在于道德问题，也不在于是否合法问题，而在于从根本上缺少一种对公共利益的正视，所有的争论背后都有着对公共利益的无视、公共意识的淡薄。

　　在新加坡、香港，罚款之所以得到推进，并不是因为随地吐痰等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它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正如边沁所言：“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所以，这些行为事实上是间接地侵犯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或者说，实施这些行为的人没有履行自己不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义务。

　　在传统社会之下，人们的社会公共需要微乎其微，人们的公共意识也极其微弱，人们普遍缺乏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怀，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所谓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共人格的培育。种种陋习即使在法律的名义下，也无法得到禁止，正是公共意识缺失的必然，更可怕的是，这种缺失还被戴上了“法不责众”的帽子，也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中，往往会偏离讨论的主题。

　　笔者以为，市民对事件的争议是对公众公共意识缺失陋习的鞭挞，而希望深圳效仿，则是公众对提升公众公共意识的渴望，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仅仅停留在法不责众或者是否应该的层面讨论，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