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的尴尬地位

　　“你带来了什么项目？”

　　类似的问题女村官刘佳也遇到过。刘佳是通州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她所在的村庄，离河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里没有青山、也没有绿水。一望无际的农田，成片开放的桃花，是这里唯一的景色。

　　对一直想从事农业旅游开发的刘佳来说，桃花是她唯一可选可开发的景。她很想办桃花节，每年春季，办得成功的话，村里就会有笔可观的收入。然而摆在她面前的现实却让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眼前，桃花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连成一片花海。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加之桃树的管理成本相对于种粮食作物来说要高很多，桃农砍去了大片的桃树。刘佳为之痛心。

　　即便这些桃树没被砍掉，刘佳的“桃花节”梦也很难实现。在这个只有200多口人的村庄，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他们在京城里头随便找个工作都比种地的收入高”，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他们安于现状。“要是投资办农家院之类的，农民也不愿意做，农民担不起风险。”

　　另外，这个村子离市区较远，如何把游客吸引过来也是个问题。再加上“一无资金，二无权力，还没有人支持”这些原因，注定让“桃花节”只能是刘佳的一个美梦。同样的原因，让刘佳的另一个设想——发展有机农业夭折。

　　“我觉得自己创造一个项目真的很难，尤其是没有权力和资金。”刘佳叹了口气。

　　去年，刘佳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村里。刚开始村民对她的到来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常有村民问：“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事实上，有没有项目刘佳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我有项目自己就在外面开公司了。“他们认为大学生是无所不能的，觉得是政府派下来的。”还有村民告诉她：“好好干啊，到时候挣钱了给你买车。”刘佳明白，自己完全不可能实现村民的希望，因此后来她有些怕和村民聊天，怕他们再谈起“项目”。

　　“我觉得不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很愧疚。”刘佳说。

　　尴尬的地位

　　村民们开始失望：“你们这些大学生村官都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都干吗了？”另一个村官于伟表示，他有时会听到村民这么说，他也很生气。但他坦承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很希望我们干点事”。

　　对于伟而言，他最平常的一天就是等着工作来。“一会儿妇联主任给活儿，一会儿会计给点活儿。”他做的最多的就是类似于秘书的工作。

　　“我们书记对我的态度是：我有事叫你来，其余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于伟说，需要他做的事情很少，虽然书记这么说，但他平时都来上班。

　　“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于伟告诉记者，他也在为自己找事情做。在他看来，去年他做的最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给村民解答法律问题。他一共给村民解决了7个法律问题，“刑事民事的都有”。

　　前不久，他又找了一件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事，但没有成功。今年植树节到来之前，于伟想发动镇里的村官植树，每个村官带两三个村民去种树，种树的地点于伟都选好了。他兴奋地去镇团委商议此事，“结果他们的态度出奇的冷漠”。在于伟看来这种态度是“对事不对人”。

　　镇团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伟的提议，似乎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考虑：“别说你说要办这事了，我们团委办些活动，征集资金都很难。”

　　于伟后来也想开了：“当然镇里有镇里的困难，还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没有支持这次植树活动。”

　　然而，最让于伟介意的是乡政府的态度，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村官的地位也很尴尬。“平时我们和乡政府接触得多。我们在乡政府这一级别上处于边缘地位。乡政府特别忙的时候，会抽我们上来干一个月的活，等没事了，我们又回村里面。”

　　于伟告诉记者，在村里，书记和主任对他都还不错。但他也很少过问村里的内部事务。村里有重要的决策时，他采取的态度就是避开；村里财务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采取回避态度。

　　“第一，我出不了意见。第二，书记也不想让我们这样一个外人知道村里的内部事务。其实，村里的潜规则非常多，没有正规化的运作方式，都是靠3个领导合计。”

　　回避的不只是于伟，村里的会计、妇联主任都得回避。“村里3个领导商量到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着差不多该说这些事了，就自然回避。连妇联主任都算是外人，我就更算是外人了。”

　　于伟到这里之后感觉“被闲置了”。“大多数书记不让你多管事情，不愿意你去创新，省得给他添乱子。”他感到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怕“添乱子”，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寻找着做点什么事。“但可能跟个人能力有关，很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