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F4”成员们的“爱好”

　　本刊记者/孙欣 胡庆波

　　记者发现，老F4成员，有个最大的共同点——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可是现在不是法律行家就是律师。他们给记者的理由就一个：喜欢。

　　记者还有一个发现，老F4成员，似乎都“不务正业”。尽管有的是老板，有的是律师，可是他们用心最多的却是不赚钱的房产维权的法规完善。理由还是一个：喜欢。

　　秦兵的“副业”

　　采访秦兵的记者往往会误会他不够认真，因为“他一边回答问题一边不停地敲电脑”。当秦兵把他的电脑屏幕通过投影仪放大到屏幕上时，记者突然明白了，他是在实时记录采访内容。他就是这样一个喜欢把事情条理化的人。所以，他没办法忍受业主们的“闹哄哄”，他要告诉他们怎样开会，怎样维权，怎样更有效率地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这两年，秦兵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写的《业主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被2006年全国人大列入立法计划，“在此之前从没有一个公民撰写的立法建议案获得如此重视”。要成为立法建议案，必须要有30名人大代表的签名，为此，秦兵“天天去见人大代表”，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说服他们支持自己的建议。这份建议花费了秦兵两年的时间，而且毫无金钱回报，他的理由是“纯属爱好”。

　　2007年，秦兵主要研究物权法，对认为不妥的地方召开过若干研讨会议，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2008年，秦兵又就物业管理条例写了修改建议，与20多名律师一起开会研究。目前，他正在研究业主委员会建设标准。

　　秦兵是一名律师，可是他只用很少的时间去办案子，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不赚钱的“副业”上。他说，“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一年有个几十万就够了。”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做的“副业”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带来幸福的感觉”。

　　2007年，秦兵给自己定的工作重点是“法律宣传”。他在电视台拍摄了近40集的《法律讲堂·秦兵说房》。“ 对于习惯法条化的律师是个挑战，必须用故事讲法律”，他每次都必须做精心准备，每一集都要事先背上十遍，“这一周其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根本不能接案子”。11月，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在中央电视台十二频道排名第一。

　　因为在房产维权上的名气，不断有业主找到秦兵。2006年，美丽园事件由业主与物业的矛盾演化为业主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并分成了两派。9月3日晚上，两派业主矛盾激化，一派开始围攻另一派。有业主把秦兵找来。“两派业主我都认识，谁对谁错？”秦兵说，他最后采取了疲劳战术，“拖到半夜两点，大家都累了，回家睡觉去，不打了”，说到这里，秦兵 “狡猾”地笑了。

　　太平家园更换物业过程中，业主、老物业、新物业纠缠在一起，情况复杂。业主请了上百家媒体、律师去做见证，让他们以第三方身份证明业主当时没有做违法事情。律师，只去了秦兵一个，因为当时“有打斗，很有风险性”。秦兵一边要录像，一边还要躲避“打来的棒子”。

　　2007年，秦兵成立了盛廷律师事务所，担任这家律师事务所的管理顾问。盛廷的定位就是专职代理房地产诉讼。秦兵透露，盛廷的接案量非常大，“房地产相关的案件越来越多，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当律师越来越不容易”。

　　作为亲临第一线的律师，秦兵强烈感觉到，最近几年，房价越来越高，开发商的违约行为和手段也越来越“高明”，法律越来越完善，业主的权利意识也越来越提高了。说到这里，秦兵明显兴奋起来，“有业主法律意识的加强，尤其是《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给房产维权提供了战斗的平台，我们跟‘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虽然距离胜利还有一段路程，可是毕竟有了战场。房产维权确实在天天进步。”

　　舒可心的玩“术”

　　舒可心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他临时去电视台做了节目。他说，“我从来不拒绝媒体的采访，为了普及公民教育”，也因为“最喜欢说话”。

　　舒可心说自己从事房产维权的工作是从维护自己的“私利”开始的。当时他买的新房地板裂缝大，他因为“闲着没事干，瞎折腾”，一直“折腾”到开发商屈服为止，可是他也从此发现了“维护公共权益的乐趣”。至今他已经帮助很多个小区维权成功。

　　现在，舒可心的工作重心是社区建设部分，“需要不断地说啊，网上回帖，回E-mail，去电视台做节目等，不断做这些工作，让别人知道怎样去保护自己的权利”。他说，社区工作对一般人来讲是很枯燥的工作，但是自己喜欢。他特别强调，“并不指着吃饭，只是在玩”，而且一“玩”就将近十年。

　　回忆这些年做过的事情，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课”，去清华、北大、人大讲课，讲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给总裁班、房地产班讲。还去外地讲过课。“开发商或者政府基层部门请我去讲物业管理或者社区治理，还去居民委员会讲课，帮助居民委员会调解居委会和居民的纠纷”，当然，更多的是几乎每周都有几次的与业主的见面活动。

　　“什么都干，只要是我想干和能干的。”他特别声明。

　　2007年6月9日，涉及5473户居民的《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首次尝试“全民公投”。听说这个消息后，舒可心甚至比那些居民还要激动，非常想参与进去，可是当时没人请他，“我做人有个原则，就是当事人不请我，我就不去，免得别人怀疑我的动机”。他每天只能“郁闷”地旁观着。终于，前些日子，酒仙桥拆迁的业主找到了他，他特别高兴，“ 那一天正好是情人节，我连情人节都不过了，从晚上9点一直聊到半夜，那里的业主想听听我的意见，帮助他们理顺思路”。说到这里时，舒可心真是喜笑颜开，“我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别人也许会认为麻烦来了，但我认为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终于有人找我了！”他说他的兴趣在于斡旋，相当于红娘。现在舒可心“等着他们再进一步找我，我也表示愿意免费做谈判代表”。

　　不知道哪位网友搜到舒可心的手机号，从此后他就成了“业主的贴心人”。甚至在2006年时，河南有一个小区找到他，他马上坐火车去了那里，到现在那个小区的业主还打电话咨询。因为他答应人家做“免费顾问”。

　　舒可心并不认同媒体给他冠予的“维权斗士”的称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从儒商中走出来的社会活动家、独立学者 ”，“喜欢研究矛盾，喜欢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他把房产界的种种矛盾总要“分分类”，“提供一个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最为合理的维权渠道”。

　　他是朗琴园的业委会顾问，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朗琴园的业主成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委会。最近，他正在忙于建立“ 朗琴园的物业管理权信托模式”——物业信托是北京宣武区朗琴园小区日前在全国首次成功引入的新型管理模式。他说:“物业信托权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它提供了单个老鼠可以吃大象的可能。”

　　在帮助业主们的时候，他时刻不忘的就是想办法让现实“教育”业主，他因此说自己“现在做的不是维权，而是协助别人维权”，“挑唆没有权利意识的公民逐步建立权利意识”。

　　他不止“挑唆”，还 “挑刺”。他每天身上必带两件东西——一个超薄索尼相机，一个录音机。“取证用的”，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他的宝贝相机，“看，这是我今天下午刚照的，我们小区的一个地方的螺丝钉没有拧好。我会把这张照片通过E-mail的形式发给物业管理人员，提醒他们注意。”

　　舒可心说自己无论是“挑唆”还是“挑刺”，目的是想“大家共同把小区做好”， “我的任务是做到大家都快乐，构建和谐”。

　　采访中，舒可心多次提到，自己之所以不停地说，不停地讲课，是因为他感觉“中国现有的法律相对来讲很不错，只是人们不了解或者不会使用，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能达到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的目的”。

　　王海的苦恼

　　王海很忙，作为公司老总，他需要管理整个公司的运作，需要亲自做一些棘手的业务，房地产方面的业务只是他公司业务的一部分，但就是这一部分业务，让他感觉时时“头疼”。

　　王海的公司在做房产维权方面很有实力。

　　2006年，北京的水木清华园小区的业主成了被告，因为他们拖欠物业费，对方要求业主们不仅要补齐物业费，还要交纳每天1%的违约金。业主们又生气又着急，他们认为自己不交物业费是因为物业管理不到位，服务不好。业主们找到王海，王海和同事们经过调查，认为物业公司确实有一定责任。最终，违约金降到万分之二。

　　至今让王海感叹的是炫特区的业主们的维权意识，还在收房之前，几十个业主就找到王海，请他帮助自己收房。王海的公司派了律师，又请了监理工程师一起给业主们把了关。王海说，尽管业主们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可是怎样维护并不清楚，比如收房时该签署什么文件，该交什么费用，发现了质量问题如何要求修复等。

　　在做这些事时，王海感觉到了维权的吃力。他说，相比产品的打假，房地产难在法律的保护不够。假货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要求双倍赔偿，可是房地产作假却不能依据这个法律。

　　青岛有个小区的开发商违法销售车库。业主们举报了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可是有关部门对开发商的罚款才3万元，而开发商卖车库的非法所得却有几千万元。

　　南宁有个开发商伪造销售许可证，司法机关根据有关法律只能判决退房，王海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知识产权保护案例上，肯定会双倍返还的。

　　业主维权意识不一，“组织成本太高”也是让王海感觉头疼的事。他说，青岛那个小区的开发商被罚款后，他们公司就退出了，因为业主们开始有了分歧，买了车位的业主不愿意退，因为车位已经涨价了，后来发展成业主间的矛盾了。

　　所以，现在王海和他的公司工作的重点是“帮助业主规避风险”，从业主买房到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整个运作过程，他们都提供法律服务。

　　说到这里，王海想起一件“趣事”。他去南京买房子，开发商发现购房人是“打假英雄”王海后，非常紧张，连夜开会，修改合同，“不是修改得对购买人更有利，而是更严密”。

　　这些事情都让王海迫切地感觉道，“促进立法是更重要的方向”。

　　目前，王海最热心的事情是一件没有金钱上赢利的工作。他是“和谐社区”的最早发起人之一，这是一个非赢利的针对房地产维权立法的组织学术活动的机构，它的主要活动是召开研讨会，进行业主培训、调研、提交立法建议。

　　对于四人组合在房产维权上的努力，王海这样说，“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可做一点就有一点促进的可能”。

　　(注：司马南谦虚地认为“自己没有在房产维权方面做什么事情”，拒绝了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