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周涛的构想“等于一首诗”

　　朱大可把这想法归于发财梦：“自从中国各地掀起大规模公祭以来，这种发财丑闻层出不穷。从中华第一祖龙、刘邦巨像到中华文化标志城，所有那些规划都具有极其宏大的特点，而且都披挂着文化和信仰的迷彩外衣。应当感谢这位写散文的周委员，他的塔克拉玛干狂想曲，把这类发财梦推向了可笑的高潮。”

　　陈丹青认为周涛的构想“等于一首诗”，属于“革命性提案”，可能不会遭到中国文化城那样的非议。他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想法“极度狂妄，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卑鄙畸形的发财梦”。

　　陈丹青：火葬对生者是什么感受？

　　关于周涛在大沙漠搞土葬的想法，艺术家艾未未听了觉得“很倒退”。

　　“火葬在大部分国家早已被接受，是现代文明的内容之一。”陈丹青也说。

　　梁文道在思忖：“反对火葬，回归土葬，中国人讲究入土归根，还必须是本乡，问题是现在人口密度大，与原来社会容许的空间相比已经大大缩小了。”

　　艺术家陈丹青说：“在人口最多的国家要处理最多的死亡。全国各省份把遗体运去，不是大规模移民，而是移尸。我同情这位诗人的想象力，但多么像毛泽东式的想象，是改头换面的‘移风易俗’，如果实施，可能的灾难，或者说荒谬感，是什么？”

　　同时陈丹青又认为周涛“既有想象力，也有历史感，从理念到操作，他的建议颇能自圆其说”，但他立即补充：“问题就在这里：过去我们遭遇太多头头是道的超级构想，而对死亡问题发言应该审慎，死亡和处理死者是严肃的事情，反对、赞成，我都难免不确定：这真是我的意见吗？”

　　但陈丹青的思考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他怀疑周涛，也怀疑自己的意见。“现代处理死亡问题与数千年传统的死亡文化切断了，不完全是人口、土地问题，是文明演变的问题，我们可以追问，但很难改变。”他说，“中国目前不是人死了怎么办，而是活着怎么办。周涛的想法并不完全关于生物层面，而是心理层面，恢复土葬，是复古，这样子来大规模土葬，又太超前。”

　　“这想法涉及沙漠问题，接近环境意识，又涉及葬仪，挑衅了复杂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陈丹青说，“死亡不残酷，面对死亡处理是残酷的经验。火葬是极度理性的选择，可是火葬对生者是什么感受？很多亲属目击尸体被塞进炉子焚烧，并终生铭记火化的景观。我没有资格反对火葬，但从美学和人性上我亲近土葬——当然，瞧着亲人埋进土坑也是痛心的经验。”

　　相对于死亡美学和人性感受，陈丹青提到美国：“中国人很实际的。美国有华侨专门经营墓地，东岸西岸都有，吃死人饭，等于房地产。但‘客死他乡’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凄凉观念，对华侨来说多一层文化隐衷，无可非难。”

　　“美国对土葬和火葬没有规定。”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提摩太·海瑟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我的了解，欧洲国家也没有。听说日本鼓励国民火葬，但鼓励的方式基本上是经济的，因为土地特贵。听说印度人由于印度教而选择火葬，并认为抛洒骨灰是服从宗教的义务。伊斯兰教规定，死尸在一天之内得埋葬。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大多数西方人也选择土葬。不过，跟中国人一样，我看大多数美国人还是觉得在家庭附近的地方埋葬最好。而且我们不缺土地。”

　　莫言：这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

　　作家莫言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他山东老家村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老家那儿是先火葬再土葬。先把遗体拉到火葬场火化了以后回来再把骨灰埋掉。”莫言说，“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不允许直接土葬，要求火葬。稍微富裕一点的人家就是火葬以后再把骨灰倒在棺材里把棺材再土葬一次。如果家庭不富裕就直接把骨灰盒埋掉。”“因为当初强行火葬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土地，后来却变成一种很荒唐的结局了。火葬的习惯也保存下来了，但是土葬的习惯也保存下来，等于多了一道手续，先烧后埋。还不如像以前直接埋掉方便。”莫言说。“省地目的没有达到，现在依然还是要埋在土地里。有一些地方管理得稍微严格一些，村里面有一片公墓。有的地方村委会的领导如果缺少这种凝聚力的话，就各家埋到各家的责任田里。现在反正挺复杂，有的村子没人管，有的村子有人管。基本就这个情况。我的回答只在于我们周围的几个村庄，别的地区我不了解。”莫言说。

　　(实习生陈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