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思想解放”解放什么

　　从去年底，自南方始，新一轮“思想解放”呼之欲出。

　　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对改革开放又出现不同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共识破裂，市场化改革带来祸害。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思想”突然成为政治热词。

　　2007年12月，新到广东上任的中共省委书记汪洋告诫广东官员，“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前的中共十七大，“解放思想”被反复提及并被着重强调；今年“两会”，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解放思想”又作出回应，他说解放思想“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循着这一脉络，不难看出新一轮思想解放“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政治事件”。它有着深厚的背景，呈现出中央与地方相互呼应之势。把这次“思想解放”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我们有问题需要回答，这一次“思想解放”，要解放什么？能否触及当前改革的真命题？

　　第三次“思想解放”如何发端？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几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人们普遍认为，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始于广东的、被媒体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对象是什么，多数党建学者给出的答案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 本刊记者/周丽娜

　　这是一些不太容易注意到，或者，容易被忽略掉的细节。

　　3月16日的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众多煲汤、养生、健身类图书中，两本书被搁在正对大门的书架上，显得有些特别——分别是《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和《我们是光荣的排头兵》。

　　“思想解放”和“排头兵”，正是近期广东政府、专家智囊和媒体最常用到的关键词。

　　这个时节的广州，二十多度的气温足以让街头洋溢着初夏的气息。因为这个城市的春天很难在细枝末节上让外人感受得到，所以每一种萌动都相对含蓄。

　　关飞进，广东省委宣传部干部，这个春天正因“解放思想”忙得焦头烂额。到北京开“两会”，除了给一些报纸撰写专栏，他还忙里偷闲参加了一些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

　　总结全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第一阶段“学习宣传”的成果，是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人员手头上最忙的事；专家智囊们也乐于参加各类研讨会、接受采访。闲着的时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会在自己办公室就打造粤港澳转型合作试验区做自由思考。

　　各家报纸的时评版编辑每天下午都要开编前会，第二天报纸上的社论该怎样评论“解放思想”，是他们每次讨论的重点。

　　已经为人所知的是，被媒体和专家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背后的操盘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但令外界不解或者引起联想更多的是，这次“解放思想”活动为何发端于广东？我们需要解放什么样的思想？

　　地方性政治事件？

　　十七大以后，倡导解放思想，汪洋并不是唯一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干部的叙述，汪洋在广东第一次阐述“解放思想”，是在2007年12月1日就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大会上。

　　汪洋的原话是，“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说到底真正约束科学发展的是我们自己。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坐在台下的一些广东官员吃了一惊，当下就意识到：“汪洋书记可能想干事了。”

　　之后的12月19日，汪洋到广东省委宣传部调研。在寒暄中，他说是来“认认门，认认人”，但话锋一转，还是布置任务“派了活”。汪洋派的“活”是，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以后，全省要开展一次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省委宣传部要牵起这个头。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干部回忆，汪洋谈起去北京开会的路上，翻看陈开枝(1992年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后为广州市副市长)写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不禁激动起来了”，慨叹当时广东出了很多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和新鲜经验，“而现在还有多少”？

　　汪洋连续向众人发问：“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在发展的问题上有没有‘两个凡是’？哪些是影响我们科学发展的‘两个凡是’？”发言终了，汪洋强调“学习讨论活动必须落脚到实际工作上”，讨论要促进改革创新的决策。

　　坊间一些政治学者认为，“解放思想”并非地方官员心血来潮，这与自2004年以来，一些否定改革的论调不断回潮有关。这个背景是，有人认为改革共识破裂，市场化改革带来祸害，声音不弱。

　　可供解读的另一个背景是，号召“解放思想”，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汪洋的从政生涯中。

　　33岁就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任市长)的汪洋，曾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一度被称为“娃娃市长”。 1991年11月14日，市长汪洋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来广东之前，汪洋主政重庆，也曾提出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十七大以后，倡导解放思想，上海市长韩正、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都曾经有过表述，汪洋并不是唯一。

　　但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广东，汪洋再次亮出“解放思想”这张牌，还是引起外界的诸多揣测，至少不会简单地将其解读为仅是一场地方性政治事件。

　　《日本沉没》与“排头兵”

　　汪洋欲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日本沉没》来唤醒广东

　　再次在正式场合提及“思想解放”，是2007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省委工作报告”结束后，汪洋作了题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

　　在这次“解放思想”的主题发言中，汪洋出人意料地提到了电影《日本沉没》，他还带来了一本书、一份报告和一张报表，展示给众人。分别是：《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2007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珠海市经济分析报表》。

　　“语出惊人”，有与会者评价汪洋当时的发言。汪洋说，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就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杀开一条血路”之余，汪洋欲以充满忧患意识的灾难电影《日本沉没》来唤醒经济总量连续23年居全国第一的广东，不能因为长期抱着“总量第一”的“金字招牌”停步不前。

　　这次会后，广东成立了全省“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领导小组”，汪洋亲自任组长，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任副组长。

　　多次旁听小组会议的关飞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汪洋书记是实干的人，“讲解放思想都落在了实处”。

　　12月30日，广东省委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的《通知》下发到全省各地各部门。

　　文件显示，讨论活动从2008年1月持续到5月底，经历三个阶段：1月初到2月上旬，学习宣传，营造舆论声势和社会氛围；2月中旬到3月底，讨论调研阶段，查找问题，提出思路对策；第三阶段是4月到5月底，用于决策部署，总结形成制度设计，要取得政策性的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多年前的两次“思想解放”不同，新一轮思想解放在发动上越来越缓和，“越来越在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推动”。只是，处于思想解放中心区的多数干部对这次思想解放的“着力点”还有疑虑，缺乏方向感。

　　“要允许领导讲错话”

　　这句话第二天迅即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为找准“方向感”，接下来的几天，广东省直部门连续召开三次座谈会谈解放思想体会。

　　省委常委、副省长每人也确定了一个学习讨论活动联系点，定期到联系点指导推动。汪洋的联系点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东莞，省长黄华华的点在离广州很近、经济却相对落后的清远。

　　2008年1月5日，汪洋到粤东三市揭阳、潮州、汕头考察。

　　汪洋在考察中作了讲话。一位接近汪洋的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汪洋讲话时谈到当前解放思想本身也存在着认识障碍，人人都认为有必要解放思想，但人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讲起解放思想振振有辞，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着眼于“上项目、抓速度”。

　　汪洋的话点到了一些地方干部的痛处，“新瓶子装旧酒”是汪洋对一些干部工作方式的批评。其意是，解放思想成了标签，工作思路没有变化；认识到影响科学发展的问题，但没有想到通过解放思想，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政策措施，没有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

　　这位干部称，粤东讲话“极大地触动了地市一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这位干部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触动”发生在一周之后。

　　1月16日，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汪洋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要允许领导讲错话”第二天迅即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继而引起了正反两方的争论，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广东。

　　春节过后的2月15日和3月1日两个整天，汪洋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级四套班子的领导干部聚在一起，交流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广东科学发展的体会。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这次“解放思想”的最终结果是出台三个文件：一个是《广东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另两个分别是体现科学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考核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不仅仅是学习体会和交流，在直接关系GDP发展模式及官员政绩的评估考核体系上，广东的“解放思想”看来要动真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