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突破“城市病”障碍

　　户籍改革：突破“城市病”障碍

　　《意见》另外一个最大的看点，是户籍制度改革。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部分省市开始渐进推行户籍改革，放宽城市准入门槛。但由于基本属“单兵突围”，相关配套政策没有跟进，农民转成居民后还是享受不了相应的待遇，户籍改革普遍陷入“深水区”。

　　本来人口规模已位居全国城市第四位的成都，户籍制度改革更面临挑战。成都市委副秘书长金嘉祥说：“要让农民跟市民一个样，首先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而户籍问题，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以往，成都农民向城镇集中主要分3种类型：在5个中心城区建设完全与城市接轨的农民新居工程；在郊区以重点镇为主推动农民向城镇集中，城镇新型社区工程构成重点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远丘区山区，根据区情适度引导农民向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居住。

　　结合城乡一体化举措，成都的户改新政重在解决“农转居”后农民的后顾之忧，防止“城市病”。

　　2006年10月，成都市出台了《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综合来看，其主要的突破有：租房买二手房可入户；大专生有单位就可入户；城镇新型社区可办国土证等。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副教授解志勇曾经评价：“成都户籍制度改革走出‘单兵突进’的困局。这些措施为使城乡户口‘附加值’趋于平等创造了条件，使转变身份后农民的利益和待遇有了切实保障，也促进了原来二元结构形成的歧视渐渐消解。”

　　但是门槛依然存在。何健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阻碍他们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在户籍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租房入户政策要求应具有合法产权房屋或者租赁指定的房屋，而且租住时间要达到一年以上。”

　　因此，本次《意见》中，将个人租赁性住房纳入到可以登记入户的范围，且无租住时间的限制。

　　按照何健生的解释，只要满足租住房屋有私人产权、成套房屋一房一户和房主本人同意三个条件，租住房屋的住户就可以在成都入户。

　　“这样，彻底的打破了用货币筑起的农民向市民转变的障碍，实现了农村务工劳动者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使户籍登记和居住地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