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在柬埔寨：“黄金国”里掘金梦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梁

　　柬埔寨，尽管华人曾在此经历过屠杀、浩劫和迫害，尽管这里在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和平崛起”的浪潮下，带着不同的梦想，一批批中国商人走出海外，在这里留下了各样的足迹。

　　空气炽热，阳光透明。在拥挤混杂中，摩托车穿过金边郊区尘土飞扬的街道，一排排巨大的厂房出现在眼前。不起眼的大门上有不显眼的汉字：“加华工业园”。

　　新东方制衣有限公司的厂房内，织机轰鸣，一排排柬埔寨女工在流水线上忙碌；二楼办公室里，在电脑面前忙碌的，则是中国老板，通过数字管理在电脑终端精确控制着整个工厂的生产经营。

　　女老板王弈来自上海，“功夫茶？台湾的咖啡？朋友从台湾带来的。”没等回答，她自作主张地为客人准备了后者。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默默渗入到柬埔寨的许多角落。从刚完工的南部西哈努克海港经济特区到北部的原始森林深处——那里上万公顷的森林将变为成片的橡胶林。这个巨大工程的合伙人是温州人胡金林，他曾是温州柳市电器行业的发起人之一，在柬埔寨做过从电器贸易到发电厂的许多买卖，2001年收购柬埔寨两大集团公司，2007年在柬埔寨桔井省取得15万亩原始森林的特许使用权。今天他自豪地说：“做完这个我就要退休了。”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三千多家中资公司在柬埔寨开展业务。柬埔寨官方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凭借5亿美元投资成为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加华工业园里，约一半以上厂家来自中国内地。在金边，无论是酒店、赌场还是餐馆、超市和彩扩店，很容易从招牌上找到汉字。

　　这里是柬埔寨，曾经的东南亚“黄金之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连年内战和大屠杀毁灭了从基础设施到几乎每一个百姓的家庭。1993年，艰难恢复和平后，柬埔寨的经济近乎空白的图纸。

　　在大多数人用大屠杀、地雷、战乱、贫穷等字眼联想柬埔寨时，在少数中国商人看来，这片土地百废待兴，意味着无限商机。

　　香港人任瑞生1993年带着20万美元来到柬埔寨。15年后，他是金边联合商业银行的CEO，资产过亿美元。

　　柬埔寨华人李生(应其要求化名)渴望成为未来的任瑞生。他是一家华人报社的记者，月薪500多美元。但在业余时间，他操作一家基金，控制约120万美元的资金。他的理想是5年内赚足1500万美元，“开自己的银行，然后在十年内退休”。

　　1999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率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确立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大批中国内地商人纷至沓来，他们满怀梦想，要在这里画出最美的图画。

　　成功者：钟仁(应其要求，使用化名)站在他占地750多平方米的别墅里，五六个仆人在院子里来来去去，后院里是日本产的凌志越野车。1995年，他抛妻别子来到柬埔寨，靠着懂中文、柬文，为来这里投资的中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13年后，他是金边最有名的华人律师之一。

　　奋斗者：2003年，王弈和她丈夫齐冰接手濒临倒闭的贸易公司。5年后，1500名工人按他们的指令生产衣服，产品全部销到欧美。齐冰频繁往来于金边和香港之间，王弈坐在厂房楼上的老板桌前，监控电脑里近50种报表。

　　失败者是无数铩羽而归的中国人：被中国的劳务公司骗到金边的二十多名工人，大雨滂沱中站在中国大使馆外痛哭；另一些人却是咎由自取，他们带着数十万美元到金边投资，却在赌场里输到买不起回程的机票。

　　当华商遭遇工会

　　廖永兴2001年开始办制衣厂，如今厂里已有1500名工人。他的成功得益于这里宽松的投资环境：劳动力比中国内地甚至越南还便宜，税收有减免，产品向欧美出口没有任何配额限制。

　　对他来说，最大的困扰不是语言，不是官员贪腐，恰恰是自由民主的体现之一——独立工会和频繁发生的罢工。

　　工厂2001年刚开工，四个工会随即成立。小的成员有几十人，最大的青年工会有成员近300人。接着，工会代表就在加班时间、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上提出要价。

　　很奇异却很真实：柬埔寨拥有东南亚国家最完善的劳工权益保护体系。上世纪90年代柬埔寨通过《劳工法》，规定工人可以自由成立工会。这部法律对工人权利和福利的规定比中国更全面、严格：工人工作一年以上有16天的假。工厂不能随意开除工人，不能随意延长加班时间。稍有违反，将面对工会代表的交涉和罢工的威胁，甚至巨额经济赔偿。

　　面对工会，来自中国内地的老板们的反应，就不仅是不适应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防范。”来自浙江宁波鸿美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说，“将工会消灭在萌芽状态。”2005年工厂开工，有工人到车间里发传单组织活动，厂方二话没说，把几个领头人全部开除。

　　结果，工人们罢工，工厂因此停产一周。

　　王弈一开始也非常讨厌工厂里工会的头头，认为他们喜欢闹事。但后来也接受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现在大家关系处得还不错”。

　　“在这里开工厂，你一定要明白，劳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不是敌我关系。”加华工业园经理李伟明说。

　　柬埔寨人李伟明对柬埔寨的劳工法非常自豪。他赞同中国最近通过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国企业的利润一直来自对工人工资福利的控制，而柬埔寨早已经过了那种挣血汗钱的阶段了。可以说中国的劳工权益保护，比柬埔寨落后了十年以上。”

　　他的话遗憾地在中国来的“指导工”身上得到了印证。这是一个工人群体中非常另类的群体——既不代表资方，也不代表劳方。他们技术熟练，工资要高于当地人，但他们从不加入工会。实际上，他们完全享受不到柬埔寨工人拥有的许多权利和福利。

　　一群中国东北的指导工来到柬埔寨后，护照上缴，统一吃住在工厂里，一天工作16个小时，周一至周六不准出门，周日也只能团进团出。他们没有加班工资，一个月只能领到一百多美元的零用钱，其他工资全部被老板“保管”，到年终或回国时一次性发放。

　　这种管理方式在中国企业里是普遍现象，王弈的工厂也不例外，指导工们的护照被“统一保管”。“我们主要是怕他们在外面弄丢了。”齐冰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