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当记者比当官有意思多了(图)

　　现在整天说负面报道有负作用，正面报道也有负作用啊，夸大的正面报道同样会误导群众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长沙

　　早在一个多月前，吴家还是有保姆的，如今，保姆已被辞退了。这让正准备晚餐的吴兴华妻子有些为难，她已经很久没有下厨了。

　　“我对保姆产生了怀疑，一个保姆跟我的工作毫无关系，我们吃饭的时候，她不吃饭，跑到我书房里看材料。”《人民日报》湖南记者站原站长吴兴华64岁了，他坐在沙发上，抽着4块钱一包的白沙烟，间或嚼着槟榔，滔滔不绝地讲述。

　　在吴家复式楼层的二楼，大部分空间被辟作书房。在这里，除了壁立四周的书籍和资料，还有一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两台装订机和一台在私人家中难得一见的复印机。

　　“谁家会买复印机呢？去买复印机的时候，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开复印店的。”他妻子谭金兰有些抱怨。

　　这台花了13000块钱购置的复印机立在那里，已经有超过7箱A4纸从这台机器进进出出，一箱A4纸是500 0张。

　　这几万张纸大都被用来复印与湖南省衡阳县“退耕还林弄虚作假案”有关的资料。包括那些电脑、打印机、装订机，其主要功用都与此案有关。从2005年到现在，关于此案的工作构成了吴兴华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

　　吴兴华对于保姆的猜疑后来得到了印证。

　　“衡阳县委有人曾对举报人说，你们什么时候到了长沙，吴记者什么时候又来了我们县，你们搞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他家里的保姆全都告诉我们了。”

　　这真是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吴兴华觉得他这3年经历的事情可以撰写成情节曲折的小说，小说的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弥天大谎。

　　长达3年的调查报道

　　谭金兰从好几本大小不一的相册里找出几张照片给本刊记者看。在一张摄于2005年的照片上，吴兴华站在乡间的池塘边做着笔记，他穿着白衬衣，衬衣里露出蓝色的长袖T恤，特别的是，他身上背着一副类似古代武士铠甲的东西。“这是固定脊柱的支架。”谭金兰解释。

　　吴兴华当时因为到山里采访时失足摔裂了脊柱，差点瘫痪，还未康复，需要支架固定。而就在彼时，来自衡阳县的知情人向吴兴华举报了该县退耕还林弄虚作假的情况。当时已从《人民日报》退休的吴兴华被返聘一年，他和这些知情人去往衡阳县进行了调查。“他伤还没好，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有什么办法？”谭金兰感到无奈。

　　“当时的气温有40摄氏度，又潮湿，真的像蒸笼一样。”吴兴华回忆道。在他看来，对付这样一起案件不会有多大难度，做记者近30年来，大风大浪他也看过不少。“以前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两三个回合就搞定了。”他没想到，这件事情一搞就是3年。

　　从2005年7月至今，吴兴华对此事先后写了3篇内参和10多万字公开报道。

　　他介绍，这些文字内容包括，衡阳县委、县政府违法推行大户承包和鼓励机关干部承包退耕还林。“这些干部职工利用职权和关系，以本名、化名或亲属、他人的名字用低价或一分不给，租赁农民土地还林，侵吞国家给退耕农民的补助款。”

　　吴兴华指出，由于县委、县政府干部造假，农民的至少1.5万亩退耕地造林未享受补助，这使农民减少收入上千万元。不少干部承包大户将荒山荒地、有林地等冒充承包到户坡耕地，虚报退耕地造林近5万亩，诈骗补助款5000多万元。

　　2005年12月，国家林业局就此事作了批示，派出工作组到衡阳县进行调查。

　　“但是，据我了解，国家林业局工作组到了衡阳县，传达了批示和决定后，仅几个小时就打道回府了。”吴兴华说。

　　作为返聘记者的吴兴华通过《人民日报》写了内参，2006年1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内参上批示：请国家林业局会同湖南省政府调查。

　　吴兴华通过调查了解到，在国家林业局2006年6月底至7月初核查衡阳县退耕还林中，被核查的地方赶紧砍树、挖山、割草、挑水补苗，布置假现场，“核查组对此竟然做出核查合格的结论”。

　　吴兴华打开电视，让本刊记者看他们去现场勘察退耕还林情况的光碟。

　　“你看看，这些都是假的。”吴兴华请了专业人士去现场，一块地一块地去核查，并用摄像机拍摄记录下来。“我们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跑了十几个乡去看，你看，这些都是有林地，而不是什么退耕地，这些都领了钱，真是太不像话了。”

　　《法律与生活》杂志2006年第24期刊登了吴兴华撰写的《衡阳县退耕还林：谎言何以继续》，揭露了衡阳县两次退耕还林腐败案。2007年，湖南省政府责成省林业厅第三次调查。

　　吴兴华介绍，这一次，一批人员被查处，但仍有很多虚报退耕地造林未查；1.5万亩农民退耕地造林仍未享受补助；对核定的“不实面积”所诈骗的资金，省林业厅“默许暂不收回”……“一些负有责任的干部非但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反而获得升迁，这简直是对反腐败的讽刺。”和吴兴华接连几天谈话，他经常处在愤怒当中。

　　吴兴华说到愤慨处就坐不住了，他得站起来，眉头紧缩，眼帘低垂，伸出他的食指用力地往地上指。他用蓝色绳子系在腰间的大串钥匙这时会从裤兜里掉出来，在两腿之间来回晃荡。他仿佛看不到这些，他坚定而怒不可遏地说话，在他的话语世界中，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会继续告发这些人的。”

　　“搞这些事情真是麻烦啊，他一个人对付这么多人，好累。”谭金兰说，“但有什么办法呢，怎么样也得支持他啊。 ”

　　“有人也来劝我不要做了，很多是衡阳县派来的人。”吴兴华说，他们会请一些熟人来了解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向哪里寄送材料，准备在哪里发稿……

　　“所以你来的时候，我们警惕性很高，担心你也是他们派来的人。”本刊记者曾多次登门联系采访而被拒，直到通过吴兴华信任的人引见，才得以与他见面。

　　吴兴华的书房里有一个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在衡阳县这件事情上的开支。他粗略统计了一下，包括设备、耗材、车票、机票等等在内，他已经花去了5万多块钱。

　　当有人说要从经济上和身体上拖垮吴兴华的时候，他感到不屑，“我是司局级干部，我的退休金加我老婆的收入，一个月有一万多块钱，两个女儿的工作和收入都不错，我跟他们耗得起，无所谓。”

　　也许有的人花钱更多。吴兴华透露，有知情人告诉他，衡阳县的某些领导为了摆平这件事情，已经花了县里财政很多钱。

　　“越是别人不敢写的东西，我越要去写，这是我的原则。”

　　在返聘一年之后，吴兴华彻底退休了。他感到，现在写出来的稿子，没有以前在《人民日报》工作时那么好发表了。在遭遇一些来自官方的阻挠之后，他开始把目光从纸质媒体转向网络，甚至用到了他这个年纪的人少用的博客。

　　“如果还在《人民日报》，就没这么难了。”老吴感叹，“一个人不要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像我们《人民日报》的记者，如果不在这个平台上，什么都不是。”

　　谁是朋友？

　　3月29日清晨，细雨，天微凉，长沙白沙井，仍然有很多人打着雨伞提着水桶来汲取井水。

　　自古便为江南名泉的白沙井曾面临受污的灾险。紧邻白沙井的一块土地在几年前曾被计划建某单位宿舍楼，吴兴华的报道使这个建楼计划被废止，古井得以保存原来的面目。

　　近30年来，吴兴华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些事情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吴兴华的写作兴趣集中在批评报道上，在他那里，似乎没有什么不敢写的。

　　在迁至新居之前，吴兴华住在位于湖南省委大院的记者站房子里。“住在省委里，涉及到省委的，照样写批评报道。 ”

　　2003年，湖南省委某些领导说要造接待中央领导的房子。吴兴华接到举报，进行了调查，发现原有房子已足够接待之用，不必另造，便写了内参，得到中央领导停建的批复，工程停了下来。“地现在还空在那里。”吴兴华说。

　　对本地之事监督毕竟有难度，吴兴华非常赞成异地监督，他都想为异地监督写篇杂文。“本地不敢揭露问题，外地的来监督，这是很正常的，应该为异地监督叫好才是。现在整天说负面报道有负作用，正面报道也有负作用啊，夸大的正面报道会误导群众啊。”吴兴华又开始愤怒地用手往地下指了。

　　多年以批评报道为主的记者生涯为吴兴华在湖南赢得了声誉，有人送他外号：吴青天。吴兴华举了个例子，他某次到湖南一个村里去，老百姓知道他要来了，点着鞭炮迎接他。“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当他还是《人民日报》记者的时候，当一些领导官职还不是很大的时候，都说，吴兴华是我的朋友。

　　比如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他就经常称吴兴华是他的朋友。

　　前些年，有煤矿老板找到吴兴华，说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敲诈他们的钱，希望他去调查。吴兴华那时候没有时间去调查，就联系了李大伦，把曾锦春的材料传给他，还打电话给他，要他查一查，但隔了很久没有反应。“我后来见到李大伦，对他说，你怎么不给我回音呢，你还说跟我是朋友，你这样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了吧。”

　　李大伦对他说，曾锦春并不是举报材料上说的那么回事。直到郴州大案曝光，吴兴华才知道他被这个“朋友”蒙蔽了。

　　曾经有很多官员很给他“面子”。吴兴华有一次打算到湖南某地采访，当地的党委书记知道他要来，凌晨4点钟起床到火车站等着，结果吴因临时有事情没去，使得该书记的秘书着急地打电话找他。“看我是记者，可以写内参，就说和我是朋友。”

　　这名官员后来升为省级官员。“升上去口气就变了，教训起我来了，批评我的报道，‘要找问题到处都有，光明是主要的嘛。’”吴兴华说。

　　和官场打交道这么多年，吴兴华感慨很多，“我们的干部提升以后，不是觉得为人民服务的担子重了，而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对上点头哈腰，对下狐假虎威，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保官升官上。”

　　吴兴华说他有个习惯，谁要升官了，他就不去找他。“不想攀附这些人，我不想升官发财，只想做点有益的工作。”

　　“当记者比当官有意思多了”

　　尽管还做着和记者有关的事情，吴兴华退休之后，自由支配的时间比以往多得多了。吴家的后院里种着各类花木蔬菜，从上午到下午，吴兴华经常走到院子里发呆。他会对着一方开花的菜畦看上许久，那里有他半个月前撒下去的辣椒种子，“ 你看，已经发芽了。”

　　吴兴华1968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1981年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然后到了湖南记者站，一干就是近30年。

　　很少有中国记者在60多岁的年龄上还在第一线跑，吴兴华做记者大抵像他热衷香烟和槟榔一样，上瘾了。

　　“为了研究衡阳退耕还林的图纸，他简直疯了，以前住的房子又小，床上地上桌子上都是，一看就是一天。”谭金兰说。

　　吴兴华不以为然，“那是初级的了，光看图纸就搞了个把月。”在谭金兰对于那段时间的记忆里，吴早上什么时候起床晚上什么时候睡觉她都不知道，仿佛他一直都在看图纸。

　　搞了3年关于退耕还林的事情，吴兴华都成专家了，以致他弄出的那些繁复无比的材料，需要让阅读者花上大量的时间去探个究竟。

　　一个记者对其所调查事实掌握得如此全面和细密，令人叹为观止。例如，他将十几个乡每个人的亲属关系网络都列了出来，身处其中的任何人在他那里都是透明的，而这只是他所收集的材料的一小部分。

　　在这个64岁的老记者还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每年在《人民日报》上发稿100多篇。也就是说，5年当中，平均每3天就发一篇。

　　某次政治风波期间，吴兴华和他的同事有两个月没稿子写。“他马上就感到身体不舒服了，拉肚子，上楼都没劲。” 谭金兰回忆。

　　“一个人不干事情就没意思了。”吴兴华在一旁补充。

　　黄昏临近的时候，吴兴华习惯性地出门散步，这几乎是他几十年来惟一的锻炼方式。

　　走在春水渐涨的浏阳河长堤上，吴兴华一再对本刊记者说，你们这一代比我们那一代幸福，我们这一代思想曾经全部禁锢了，很长的时间都是按照“左”的思想去考虑问题。

　　能感觉得出来，这个64岁的记者希望自己仍然年轻。他还会忆起他年轻的时候，《人民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时拨乱反正，人人关注啊，大家喜欢看。”

　　27年前，年轻的吴兴华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没有如其他一些同学那样进入仕途，而是做了记者，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觉得，“当记者比当官有意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