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记者：中国的人海战术几乎战无不胜

　　团的力量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通过大型体育赛事来展示国际形象，在那次亚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183枚金牌，组织工作井然有序，北京却也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形象：这是一个政治气味浓郁的城市。那时，服务于各个场馆的志愿人员清一色是由受过严格培训的、政治意识坚定的学生、公务员等组成。

　　如今，举国体制依然是中国举办大型赛事最大的优势，奥运志愿者的组织活动仍然由政治意味浓郁的共青团来承担，而不是交给专业的人力资源机构。共青团将会怎样训招募到的大学生？

　　“肯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主要给学生们灌输苛刻的外事纪律了。”韩流说：“北京举行亚运会的那个时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还非常强烈，可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社会早已多元化了，现代化的志愿者理念已经在中国长足发展。培训的课程中，大多是关于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以及交往礼仪等方面的一些基础问题。”

　　在志愿者招募的具体施行过程中，有一条馆校对接的准则，北京大学志愿者主要服务于鸟巢和乒乓球馆。“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很快就能移植到奥运会组织中去，有了这样的体制保证，根本不用担心招募不到合格的志愿者。”韩流说，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先天的优势。

　　而往届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工作，主办方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媒体上刊登广告、宣讲理念，然后分发以及回收报名表格。

　　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者们习惯于把奥运会组织形式的异同放到20世纪这个充满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西班牙奥林匹克运动研究中心学者安娜·博雷纳·莫瑞诺把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形式分为三种：国家推广、各种社会组织为基础以及公民个人。在国家推广模式中，组织工作的挑战和困难由整个国家承担，国家机构被用来确保举办的成功和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这一形式始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也被诸如：1980年莫斯科、1988年汉城和1948年伦敦奥运会采用过。

　　今天，北京奥运会面临的考验是，面对这项需要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的事务，中国还没有哪个社会组织能够承担得起。在向真正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共青团这样的政治色彩浓郁又与具体的行政部门保持距离的机构，起到了过渡的作用。

　　事实上，与传统的团派干部相比，新一代受到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轻团委干部们，悄然发生着改变，他们渴望在自己的职位上就能参与更重要的社会事务，而不再仅仅是作为进入党政系统的跳板，奥运会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机会。

　　后奥运时代

　　有了举国体制的强力保障，没有人怀疑，北京奥运会上的10万志愿者将会是奥运史上最庞大和最出色的志愿者团队。即使那位对奥运会志愿者工作充满质疑的美国记者，也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中国的人海战术实在太厉害了，但这又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1984年，当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次把志愿者工作推上专业化模式时，美国人考虑的是经济上的收益。16天的奥运会需要的是大量临时性的工作，招收正式的员工是不划算的，志愿者的大量参与大大降低了洛杉矶举办奥运会的成本，那届奥运会也成为第一届有经济收益的奥运会。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对于志愿者的价值考虑不同，但是，经济收益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悉尼奥运会结束后，在奥运官方报告中，曾经列举，志愿者为奥运会付出了545万个小时的义务劳动，如果要折合成可比价值，达到1.1亿澳元。

　　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组织培训工作的资金预算和收益如何，记者并没有从官方渠道得到详细计划。以北京大学为例，韩流对记者解释：“总体的原则是节俭办奥运，团市委和奥组委会有一定的资金保障，但主要还是由学校来承担，学校要做好兜底的工作。北大今年要办110周年校庆以及召开党代会，行政资金有些紧张，但是，与奥运会有关的工作还是已经准备好了充足的资金。”其他高校情况也大抵相似。

　　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举办一届奥运会，更多人寄望的是靠奥运会推进中国社会多方面的进步，通过奥运会展示给世界的不仅仅是强大的动员能力，还应该是更加科学合理的组织方式。对于志愿者精神及其活动并未充分发育的中国社会来说，后者或许更加重要。

　　但在具体操作中，因为时间紧急，中国政府的应对还是抗灾式的，只讲结果，缺乏基本的素质建设和效益考量。即使是那些严厉的批评者、认为早该终结举国体制的人们，也已默然接受“一切等到奥运会结束之后再说”，因为今天的中国，举办如此庞大的一项赛事，这或许是最现实的选择。

　　而奥运会的确为中国志愿者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契机。在北京奥组委公布的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规划中，最后一项就是遗产继承工作。至于如何继承，是否能把这一机会转化成切实的进步，如今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