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个处处有故事的地方

　　一座懂得保护故事的城市是有福的，一如懂得保护生命，保护空气，保护水。

　　★文/李静

　　台北有两家以“故事”命名的场馆——台湾故事馆和台北故事馆，据说美妙有趣得很，该馆的思路是以人性、温暖、个体、动态的方式，保存台湾、台北前世今生的日常生活记忆，是活的记忆，而不是被钉在墙上的风干的记忆，或被零落拆散的湮灭的记忆。

　　一个处处有故事的地方，是容易让人产生家园感和认同感的，尤其当它承载了文化传统之根脉的时候。

　　看台北的街名：士林路，信义路，辛亥路，民权东路，酒泉路，罗斯福路……中国的传统价值、历史风云、故土乡愁与西方印迹，通通化作繁体汉字所标识的空间符号，穿行于这些街巷，我不能不感到此地历史的完整与文化的兼容。

　　在台湾学会了一个文物学词组——“古迹活化与再利用”，大意是把残存的古迹按原貌修整后，依其自身特性赋予某种日常文化生活功能。这是台湾文博人士借镜西洋并结合本土而形成的文物保护思路。台湾古迹历史短，因此对之分外珍惜。譬如，原是金矿工人聚居地的台北县九份镇，现竟被辟为专门的观光小镇，镇街的狭促一如当年，但是里面却林立着货品各异的手工艺店铺，弥漫着风格化的怀旧风情。因影片《悲情城市》而驰名、已有一百多年采金史的金瓜石矿区，则产业化为“黄金博物园区”——在以金瓜石矿业历史和黄金为主题的黄金博物馆外，完好保存的日据时代的木板地、机车轨，恢复旧观的太子宾馆、日式宿舍群，诉说着此地昔日的沧桑。矿体的地下坑道绵亘六百余公里，第五坑道被专门辟作体验坑道——我被要求戴上安全帽，领了上工卡，宣誓“保证安全”之后，便以“矿工”身份“下坑”，沿途可见真实管道、矿工雕塑，可听见感应式的对话解说，算是重回当年一场。

　　而文化和建筑规划的中西融合则更比比皆是，宜兰县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最让我叹赏。这是一座占地24公顷,散落着多个场馆的优美园区，由一群台湾中青代的顶尖建筑师设计——流水，绿地，黑瓦、红墙、棕色的木质栏杆，因蜿蜒而显幽长的街巷……空灵、温润、错落有致，借自传统民居和二十世纪初台湾街屋的形式元素，被风格化地重新组合，出落成了一个“明快的东方”。如此美好的地方，主要是为了推动民间艺术保存与传习计划、抢救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而设的，秉承传统戏曲、音乐、手工技艺的传艺师，以及研习它们的学员，在此有宿舍，有奖助金，有图书馆，有习艺场馆，如此优越条件，自会吸引后来者承传学习的兴趣。外来的游人和本地居民若对手工技艺有好奇，也可在民艺街坊花点钱，一试身手。

　　似乎，这里的每一座城市都被“过剩”的匠心巧妙安排、精心设计过，但又处处自在天然、各得其所。它们是实用的，也是审美的，人类精神的蓬勃气韵，在此并未受到物质目标和功利意志的过份挤压。相反，物质的繁荣，似乎只是为了把城市成全为一个个更柔和、人性而智慧的精神家园。

　　每参观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志工(咱们这儿叫义工)作讲解。常听到志工们这样情不自禁的开场白：“因为热爱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也愿意多了解她的历史文化，所以我来这里给各位作讲解。”眼里的笑意是真切的，告诉我这样的开场绝非客套。

　　我们接触的志工有退休的政府职员和教师，也有中青年知识者，他们或幽默风趣，或引经据典，或言简意赅，脾气个个好。参观传艺中心的展示馆时，正逢东南亚的民间乐器展，泰国、缅甸、菲律宾、越南诸国奇形怪状的丝竹管弦陈列两厢。老志工击打着一架竹制的乐器样品，随着音节跳荡，慢悠悠一语道破：“东方的打击乐器是演奏旋律的，西方的打击乐器则是确定节奏的。”参观了文昌庙，又转到庙对面的露天戏台，我们困惑于它何以如此之高，老志工有解：“按照古制，庙前戏台是演戏给庙里的神看的，人看戏是借了神的光，所以你看，这戏台和文昌帝君的底座一样高呢。”

　　志工们无偿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未必希求回报，但是每个城市的“志工银行”却确立了互助和回报的机制——你为社会所做的奉献都记载在“银行账号”里，待你年老体衰或需要任何帮助时，会得到相应的照顾。这样便形成一个既鼓励奉献美德又保障生存安全感的心理和现实机制：现在的受助者会因过去曾经助人而心安；现在的助人者亦可免于未来灯尽油枯之虞，放手做去。城市，因这些无处不在的志工身影而温暖多情。

　　随处可见的露天演出也散发着城市的温情。在高雄历史博物馆前，我看到了如雷贯耳的古典布袋戏，台前观众二三百，津津有味地看着，也许这是让传统戏曲免于衰亡的一个重要手段吧。文艺演出、文化场馆的门票都很便宜。台北故宫的门票100台币，相当于25元人民币，而台湾人平均薪水却相当于大陆人的2-3倍。故宫所藏甚丰，有定期轮展制度，不时更换新的展品。不单是外地游客，台北人自己也会常到这里观赏更新的展品。文化消费的低廉，使台湾的城市处处皆有文化生活，市民知识因此而日进。

　　当然，城市文化也不能全由普及性文化构成，一个城市的精神活力，主要靠创造性的、不安份的文化点燃，尽管这样的文化是缺少商业竞争力的。现任台北文化局长廖咸浩博士有一个颇为精辟的观点：在商业社会中，政府的角色应是制衡市场，扶植弱势文化。所谓“弱势文化”乃是和主流商业文化相对而言，尤指超越大众、曲高和寡、因而难见经济效益的高雅、前卫、小众的创造性文化。政府如果不拿出资金和空间扶植它们，任其在商业浪潮中自生自灭，那将是失职的。台北诸多富于创造力的文艺团体——大到声名赫赫的云门舞集，小到专做前卫戏剧的牯岭街小剧场，都受到文化局不附带任何要求的资金扶助。探索性艺术在此受到鼓励，比如以奖掖艺术电影为宗旨的台北电影节，现在的风头已堪与商业性的“金马奖”电影节相抗。

　　创造性文化乃是城市的灵魂，对它尊重、呵护和扶持的程度，衡量着城市管理者的理性。

　　有趣的是，我所见到的各市县文化局长，无一例外都是学者，下属官员也学者居多，同时在大学兼课——这，大概是台北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创下的范例。这些学者深知文化如同有机生命，乃人类灵魂之所系，亦明了文化发生成长之系统、发展所需之环境，因此不免把自身的行政工作，当作扶助文化有机生长、践行人文主义理念的契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文化本位的，工作设置以系统思想为指针，力求科学性和人文性兼备，又有独立的行事权，不受上级行政干预，因此极大规避了文化行政化的武断粗暴之弊。这种现象，既似中国的文人从政传统之复活，又像西式专家政治的华文版，着实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