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岭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探秘：缓和劳资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黄柯杰/浙江温岭报道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除了能够缓和劳资矛盾以外，另外一个作用是培养工人集体协商的意识

　　58岁的陈福清是温岭市新河镇工会常务副主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这位有着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老“ 工会”，做梦都没想到，在五年前为平息劳资矛盾而制定的一套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2007年11月，被温家宝总理批示 “总结和推广”。

　　3月10日，浙江省政府在温岭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温岭市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经验，并要求在全省推进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陈福清也因主持制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工会系统的名人。

　　危机四伏下的探索

　　五年前的陈福清可没现在这么风光，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用“危机四伏”四个字形容当时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当时他每天为解决劳资纠纷而奔波。这也是推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最大的背景。

　　温岭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是台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人口123万，却有生产型企业两万多家，是中国著名的私营企业之乡，“全市到处都是小老板”。

　　新河镇是温岭经济中等发达的一个乡镇。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家庭作坊从事衣衫加工。随着羊毛衫加工业的飞速发展，到2003年，全镇已有113家企业，从事羊毛衫制作的工人有一万多人，其中外地籍的工人有9000多人。

　　羊毛衫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1月到4月，工厂基本不开工，4月到8月是生产淡季，9月到10月，才是全力生产的旺季。

　　“很多外地工人都是旺季的时候到新河来做工，到生产淡季，再做其他的工作或者回家务农。”陈福清介绍说，因为这是一种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不稳定劳动关系，到生产旺季的时候，企业之间用工竞争激烈，技术工人频繁跳槽，“哪里给的钱多就去哪里”。

　　很多工人以乡籍抱团，在生产旺季时，突然向企业提出加薪要求，企业为完成生产任务，不得不表面上答应工人要求，到旺季过后，企业的承诺往往无法兑现。

　　“挖人最厉害的时候，七成左右的工人都想跳槽，最后却只能拿到老板承诺工资的七成左右。”从2001年就来到新河镇做羊毛衫的湖北籍女工陈绪凤，对当时混乱局面记忆犹新，“工人为了讨工资，动不动就罢工，找政府，有时候几个工厂一起罢工。”

　　“罢工、上访、破坏机器等行为在工厂里时有发生。工人为讨工钱打老板的事情都曾发生，一些企业也是有苦难言，熟练工频繁地跳槽，使企业的生产速度和质量都大打折扣。”陈福清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稳定人心，缓和劳资矛盾成为当时新河镇工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协商尝试

　　在2003年春节后，新河镇工会决定拿出一套可行的办法来解决劳资纠纷。当时的新河已经有了一个由企业老板组成的羊毛衫行业协会，行业协会里有一个工价表，里面罗列着羊毛衫制作的几十道工序的工价，作为各大企业定工价的参照。

　　陈福清想到，应该从工价表入手解决问题，“如果制定出一份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价表，或许可以缓和双方紧张的矛盾。”

　　“我们开始对新河镇羊毛衫生产企业工价进行了解和调查，大部分企业对我们表示欢迎，也有一些企业表示不理解， ‘人难见，脸难看，话难听’，他们认为，工会是替工人说话的，是来向企业要钱的。”陈福清感慨说。

　　在工人的配合下，新河镇工会在两个月后，就拿出了工人报定的工价表。

　　在镇政府领导的努力下，企业负责人终于坐在一起开会，拿出自己企业的工价表。“工价表对企业来说是商业秘密，光靠工会，根本无法开展工作。”陈福清说。

　　2003年6月13日，新河镇工会主持召开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

　　13名从各类企业中选派的职工代表与20多名企业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工资协商。为了保证会议能够顺利进行，温岭市劳动部门和市总工会的领导也坐镇现场，向双方宣传工资协商的意义。

　　“我们先把工价征求表发给参加会议的职工代表，让他们进行无记名的报价，同时也让企业代表报工价。最后双方报出来的价格相差不多，大概只有10%幅度的不同。”陈福清介绍说，“我们总共经过六次协商，工价前后调整三次，通过协商后的工价被定为是行业最低工价。”

　　为了更好地推行工资协商制度，2003年8月，新河镇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陈福清毛遂自荐成为第一任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