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校务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1964年病逝于台北。

　　蒋梦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第二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

　　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到国内。不久，他被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参加《教育杂志》的编辑工作。1919年2月，蒋梦麟与黄炎培、陶行知等于上海创办《新教育》月刊，担任主笔。该刊社会影响甚大，系当时著名的新文化刊物之一

　　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6年，他作为蔡元培校长的主要助手，协助管理校务。蔡元培几次因故离校，均委托蒋梦麟代为主持校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浙江大学校长。1928年10月，任教育部长。1930年12月，因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国民党元老们意见相左，被迫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同年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联大校务。1945年6月，蒋梦麟任行政院秘书长，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从此，他离开了北大。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自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协助蔡校长治理北大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校长登报辞职，离开北京到了杭州。他委托蒋梦麟代理校务。当时，他对蒋梦麟说：“(一)各界代表之至杭者日必数起，迄未答谢，请君代表我为我致谢各界。(二)代表我有回校之决心。(三)大学责任我愿继续完全担负。”又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这表明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还是一往情深的；也表明他对蒋梦麟协助改革北大寄予厚望。同年7月，蒋梦麟自杭州回到北大，在学生欢迎会上作了演说。他首先指出：“此次诸君领袖全国，为爱国之运动，不但国人受诸君之感动，而敬崇诸君；即世界各国，亦莫不对诸君而起敬意。”接着，蒋梦麟强调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他说：“西洋文化先进国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且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惟有青年学生。”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探望诸君，奉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与负各种重大责任。总期造成一颗光明灿烂的宝星，照耀全国，照耀亚东，照耀世界，照耀千百年而无穷。”显然，蒋梦麟在当时强调“读书救国”是有点不合时宜。但他劝勉北大学生要提高自治能力，以研究学术为主要任务，加强团结，健全体魄，以备将来担负起“改良社会，创造文化”的重任，还是很中肯的。

　　1919年9月，蔡元培到北大复职视事。这时蒋梦麟协助蔡元培对北大再度改组，做了不少工作。关于这次改组的情况，他后来回忆说：“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定各项规程，授予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蒋梦麟又接着说：“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这可以看作是他在五四时期协助蔡元培改革北大取得实绩的说明。

　　在北大这次改革中，蔡元培对蒋梦麟的才于和敬业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致马叙伦的一封信中说：“代理蒋君到校以后，内之教职员与学生均表欢迎，外之教育部以正式公牍承认，正可以盘根错节，试其利器。”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代理校长，为克服各种困难而劳苦奔波

　　1923年1月19日，蔡元培因北京政府非法逮捕在北大兼课的财政总长罗文干及教育总长彭允彝卖身投靠官僚，而愤然提出辞职。北大师生立即掀起声势浩大的“驱彭挽蔡”运动，强烈要求蔡校长返京主持校务。6月24日，蔡元培在致北大教职员函中，建议学校成立董事会。在董事会未成立之前。“拟请教务长、总务长与分组主席合设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并请委员会公推主席一人，代表全校”。7月4日，北大评议会第19次会议议决：校长职务仍由蔡元培完全负责，而蔡校长未回校前，代理校长事务之办法，或由个人担任其责，或委请机关负责，须由蔡校长决定。7月12日，蔡元培又在致北大评议会函中说：“元培前致教职员函，虽提议以教务长、总务长与分组主席合设委员会，用合议制，执行校长职务。而近来征集各方面意见，对于合议制，均不甚赞成。元培愿取消前议，主张请个人负责，如荷赞同……仍请总务长蒋梦麟教授任之。”7月16日，北大评议会议决：“请总务长蒋梦麟教授代理校长职务。自8月4日起，所有校长职务概由蒋梦麟教授负责执行。7月20日，蔡元培离沪赴欧。从此，处理北大校务的重担，再次落在了蒋梦麟的肩上。

　　当时，军阀混战正剧，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学校的管理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蒋梦麟被推选为代理校长，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为了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广大教职员的基本生活，他不得不到处奔波，多方交涉。虽因力不从心而往往陷入困境，但他仍然坚守岗位，决不后退。1923年9月，蒋梦麟在开学典礼大会上说：北大在“物质方面，可说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恐怕诸君不甚详知，特地略为报告。政府里积欠了我们八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里还垫出了17万余。两项共计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在经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蒋梦麟仍十分关注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说：“现在蔡先生不在这里，同人等也略有一点计划，如经费有着，拟将经费划出一部分用在充实学术上的内容。购买图书要注重专门，请各系计划应购的书报杂志。这层做到，学术自能渐渐提高。并且教育方面，因为有了这样研究专门学术的便利机会，学问自然也就日新月异的提高起来。”蒋梦麟最后还要求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把北大继续办下去。他说：“总之，在现在这种情形之下，全靠我们大家共同奋斗，方可维持京师的教育，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蒋梦麟为了维持北大，在经费问题上，他采取“开源节流”的方针。一方面向政府索要拨款，并多方筹集；另一方面，则号召大家注意节约，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1923年，学生干事会为筹备北大25周年的庆祝活动，蒋梦麟鉴于经费困难，不宜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特致函学生干事会，劝导他们顾全大局，缩小庆祝范围，尽量减少开支。他说：“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近年经费困难，不特曩所拟议，如图书馆、大会堂等大建设，不能实现；即添购图书、仪器等一切关于同学修学方面之设备，均无从发展。故今年之大庆祝，理宜暂缓。”他在信中还强调：现在国立八校，以经费无着，势将关门；本校虽赖教职同人，困苦维持，而来日大艰，正自难言。故不特无举行大庆祝之经济能力，实亦无庆祝之可言。不过每周纪念会，例当举行；本年应仍小做，限于校内，后时只放假一天。”最后，他勉励大家说：“盖处此时艰，学校生命岌岌可危，吾人愈当利用光阴于学业上，而作事与欢腾，不妨留待异日。所有展览游艺，但以简而易举，无碍学业，不耗财力者为限。……所有缩小庆祝范围，实为情势所迫，愿诸同学共体斯意!至诸君爱校热诚，固麟之所深表同情也。”蒋梦麟这番真情实意，得到了同学们的充分理解与广泛支持。

　　蒋梦麟在解决经费问题的过程中，虽然尽力而为，但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人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因此，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情况十分紧急，八校校长团表示：“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30万元，请教职员仍行维持。”但到了11月17日，30万元的经费仍未筹齐。于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又议决：“非满30万元仍须执行关门之议决案”。11月20日，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时论执行联席会议议决案的问题。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

　　报告。他说：“数月来筹划八校经费，异常困难。……到了上星期六中午，12万元巳由银行取到。其他财政部所发之12万1干元(五成五)，准于本日可取之支票，亦由财政部取到。虽去30万元之数尚有短少，但以八校实际应得之数计之，只差一成五(90万元乃全京师教育费)。在我已精疲力尽，唯有希望八校教职虽体谅一点，得以维持下去。……我们已苦苦维持于九、十个月，—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取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蒋梦麟把北大维持下去，继挑重担的坚定态度。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首当其冲。蒋梦麟为此而感到束手无策，悲愤填膺。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前，蒋梦麟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府，军队就开枪。因此，他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前往。但当时学生已在校内集合，准备出发，劝告无效。当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前广场时，卫队即开枪“向人丛轰击，一时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群众死47人，伤200余人。其中，北大学生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不幸遇难。蒋梦麟闻讯后，马上赶列出事地点去救护学生。第二天，北大学生会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电，号召人民起来打倒段祺瑞政府。北大教职员也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蒋梦麟在北京八所大专学校校长会议上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

　　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广“。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来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衷悼。”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翼迅速增加的白发。”

　　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尽管如此，蒋梦麟在代理校长的3年中，尚能坚持与北大同人一起，同舟共济。使北大这条航船闯过一道道的急流险滩.并在教学管理及设备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北大评议会在1926年5月18日给蔡校长的信中说：“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具有显著的进步”。显然，这是对将梦麟主持的北大工作的充分肯定。

　　三、入主北大，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而尽心竭力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撤出沈阳，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北大看作是反日运动的中心。他们派出特务伪装成“学者”来北大“拜访”，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北大的教授们予以严正的驳斥，并告诉他们：“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此后，这些日本“学者“还不时来到北大，希望争取北大的“友谊”。他们还一致埋怨北大的反日运动。蒋梦麟校长告诉他们：“我们不一定是反日。不过我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却是真的。”

　　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北大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

　　在一两个月以后的一个下午，一个日本宪兵到北大来找蒋校长，说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他去一趟，谈谈他们希望了解并且需要他加以解释的事情。这实际上就是“传讯”。蒋梦麟正义在胸.独身前往。当他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咔嚓一声锁上了。

　　一位日本大佐对蒋梦麟说，“请坐。”这时蒋梦麟发现一位日本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蒋梦麟面不改色，坚持斗争。下面是他和日本人一

　　段对话：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扳垣将军谈谈?……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我不去。

　　……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蒋梦麟临危不惧，善于应对。在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之后，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当晚的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学校。

　　第二天，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决定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自1927年至1929年间，北京大学经过“京师大学校”和”大学区制”的大变动，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制度，教学秩序极其混乱，科学研究工作几乎停顿，图书严重散失，学术团体被迫解散，学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后，对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和大力的整顿。蒋梦麟于1931年春根据《大学组织法》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1932年6月，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作为深入改革北大各项工作的依据。大纲规定：北大以(一)研究高深学术，(二)养成专门人材，(三)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学校置校长一人，由国民政府任命；改文、理、法三科为文、理、法三学院，共设14个学系，院长和系主任均从教授中聘任；学校设考试、图书、仪器、财务、出版、学生事业等委员会；取消原来学校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其职权为：(一)决定学校预算，(二)决定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三)决定大学内部各项规程，(四)校务改进事项，(五)校长交议事顷。校务会议是决定全校方针大计的。此外，还设立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计划全校的行政事务及教务事宜。从教学行政的组织形式和各个会议的组成人员来看，体现了民主办学的精神和教授治校的原则，这对当时整顿工作、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和提高效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蒋梦麟当时对北大理科的教师队伍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整顿，对所有的教授进行重新聘任。一批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到校执教，如皮革专家刘树杞(理学院长)、地质力学家李四光、光学家饶毓泰、植物学家张景钺、古生物学家孙云铸、有机化学家曾昭抡、拓扑学家江泽涵等。在他们的带动下，理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32年12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学则》，规定本科修业年限为四学年，实行学分制。每个学生至少要修满132学分方可毕业。学校还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掌握一种外国文字。凡入国文系者，必须外文成绩要好；入外国文学系者，必须国文要有根底。要求理科学生

　　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文科学生必须学习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院开设的《科学概论》，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理学院把国文作为一年级的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注重文理渗透，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在课程设置上，根据教授的聘任情况，作了适当的调整。蒋梦麟遵循学术自由的主张，在北大还保留了早在五四时期就已开设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课程，如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研究、劳动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等。这在那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在经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蒋梦麟想方设法，多方筹措，兴建了新图书馆、地质学馆和一批实验室，增添了一些图书、仪器设备，改善了教学条件。

　　自1931年起，蒋梦麟经过多方努力，争取到了美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以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名义拨款)。该会自1931年至1935年与北大合作，双方每年各拨款20万元(共40万法币)，其中一部分作为购置图书、仪器和建筑设备经费，另一部分作为设立研究讲座经费。这笔资助款项，对北大的建设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蒋梦麟对科学研究工作相当重视，他将原来的研究所扩大为研究院，下设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并增设研究教授职称，招收研究生。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

　　目1930年起，北大陆续恢复出版了一些刊物。由学校主办的有《北京大学日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自然科学》季刊等；由学生主办的有《北大学生月刊》、《北大学生周刊》等。通过这些刊物，报道校内动态，介绍教学经验，发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思想，活跃学术空气。与此同时，学生中的各种学术团体(如学会)也逐步恢复和建立起来。他们通过邀请著名学者讲演、出版刊物、组织读书和进行专题研究等活动，增进友谊，提高学习成绩。

　　蒋梦麟还十分注意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他曾约请过一些外国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例如，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威尔逊、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斯密斯、巴黎大学文学博士马古烈、哥他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肖威尔、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三浦周行、巴黎大学教授郎之万等，均在北大作过专题学术讲演。

　　蒋梦麟在就任北大校长后的六七年间，华北时局动荡不安，办学经费极其困难。他肩负重任，费尽心机.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北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

　　1937年11月13日，南京沦陷。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蒋梦麟到汉口亲自向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1938牛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崇山峻岭到达昆明。蒋梦麟到昆明后，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后，即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9年。三校师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为临大和联大写下了新的篇章。蒋梦麟曾回忆道：“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国惊涛骇浪。”由此可见，蒋梦麟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

　　四、学贯中西，提倡平民主义教育和学术自由

　　蒋梦麟作为个教育家，他不仅有丰富的办学经验，而且有独到的教育理论。他自幼就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后来留学美国，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历史、教育等作过深入的探讨，学贯中西。因而他对中国和西方的教育理论有较深刻的认识，这对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蒋梦麟在编辑《教育杂志》和主编《新教育》时，大力介绍外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欧美教育制度；宣传科学和民主；鼓吹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提倡个性教育、自由教育、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教育改革。

　　蒋梦麟十分重视个性教育。他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发展个人之天性，尊重个人之价值。1918年，他在《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个人之价值，即存于尔、我、他天赋秉性之中。新教育之效力，即在尊重个人之价值。一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明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

　　蒋梦麟极力提倡平民主义教育。他在1919年发表的《和平与教育》一文中说：“近世西洋之教育，平民主义之教育也。曰自治也，独立也，自由平等也，发展个性，养成健全之个人也，皆所以增进个人之价值，而使平民主义发达而无疆也。”

　　蒋梦麟还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各级学校教育应该确立一定的标准。他在1918年写的《建设新国家之教育观念》一文中指出当时中国社会有四大缺点：一曰人民知识之浅劣；二曰人生之微贱；三曰无建设的领袖人物；四曰无积极的标准。他说；“以上四大缺点，实为群治不进之基本问题，以此种社会而欲建设新国家，犹就泥沙之基建设大厦，又何往而不仆哉。欲图积极之进行，舍教育其末由。”鉴于教育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接着又提出：“小学为普及教育之机关，使国人具有常识，非从小学教育入手不可。其标准当使生徒具有日用所必需之知识”；“中学当以培养初级领袖为标准”；“大学者，为研究高等学科而设，其学生为将来增进文明之领袖。故当以思想自由为标准。”在政治黑暗、经济萧条、教育落后的旧中国，蒋梦麟这些主张虽无法实现，但不失为远见。

　　蒋梦麟在1918年发表的《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一文中，介绍了欧美诸国的教育状况，指出了中国教育今后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战后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他说：“有雄伟之经济，强健之个人，进化之社会，则战时可制胜势，平时可求国利民福。故战后之教育，其日的不外乎求此三者而已。”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蒋梦麟认为在教育行政方面，应“随地随时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地随人设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加增经济之能力”；“推广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倡导社会进化，加增经济能力之领袖。”在学校教育方面，应”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重美感教育、体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蒋梦麟还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意义。他说；“尊重劳动，为欧美经济发展之基础，二十世纪工业社会之柱石也。儿童求学，除训练其思想技能身体外，须养成其劳动之习惯。”又说；“吾国今日之情形，能劳动者，不受教育；受教育者，不能劳动，甚至轻视职业，以不作工为高。则学校愈多，而游民亦愈众矣。职业陶冶者，所以养成尊重劳动之精神，而为世界工业竞争之基础也。”

　　蒋梦麟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封建主义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民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他在《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引言中写道：“著者于民国八年，投入了北京大学里的学校行政的旋涡，起初尚兼教学而略从事作文。其后因受政治不良的影响，革命心理的冲动，频年学潮汹涌，又因学款积欠过巨，叠起教潮；行政事务逐渐加多，学问功夫遂渐减少，至民十一以后，简直成了单纯的学校行政者。积重难返，索性把笔搁起了。”从此以后，蒋梦麟的教育沦文虽然写得少了，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并贯彻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遵照执行。他晚年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蒋梦麟对北京大学的感情和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曲士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