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

　　农奴为了生活，既种有内差地要为领主支应内差，同时又种有外差地要给噶厦支应外差，致使负担极其沉重。从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达扎的达隆绛庄园可见一斑，该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计81个，全年共支内差11826天，外差9440天，内外差共计21266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就是说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另据统计，札囊宗贵族朗色林庄园和拉孜宗贵族杜素庄园的农奴，支应内外差被剥削率分别达到73．6％和74％。惊人的剥削，沉重的乌拉差役，使农奴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三大领主用乌拉差役吸干了农奴的血还不够，还要放高利贷来敲骨吸髓。首恶便是上层僧尼和寺庙，人称“西藏大小寺庙没有不放债的”。寺庙是最大的债主，约占放债总额的4/5。以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为例，据1959年的调查，三大寺庙的粮食高利贷高达45451644斤，年收利息798728斤粮食；放的钱债达57105895两藏银，年收利息1402380两藏银，高利贷的利息占三大寺收入的25％-30％（《中国藏学》1991年第四期，第15页）。

　　西藏的三大领主同时也是西藏的三大债主，农奴的普遍欠债是与三大领主普遍放债同时并存的。噶厦设有好几个放债机构，如“朱颇列空”、“拉恰列空”、“则恰列空”、“特不加列空”等。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孜布”和“孜穷”两个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这两个机构有关账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

　　贵族放债的利息一般占贵族家庭收入的15%-20％。日喀则贵族索朗旺杰全年土地收入为2853克，放高利贷15000克，每年收入利息粮食3000克，利息超过土地的收入。由此可见，贵族通过放高利贷大量攫取了农奴的劳动财富。

　　农奴欠三大领主的很多高利贷是还不起、还不清、利滚利的“子孙债”。农奴们甚至根本不知道这种债是从何时借的，最初借了多少，已经还了多少，只知自己现在仍欠很多债。据朗塘、卡则、林周、旁多等拉萨以北四个宗的调查，各宗负债一般占户口总数的90％左右。这些负债户中负债10000克粮食以上的12户，5000克以上的14户，1000克以上的159户，500克以上的106户，100克以上的266户。这些农奴的债务，都是上辈遗留下来的“子孙债”，有的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是世世代代也还不清的阎王债。墨竹工卡农奴次仁贡布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粮食，还利息还了18年，他父亲接着又还利息还了40年，他又还了19年，总共还了3000多克粮食，可是领主说他还欠债粮10万克。子孙债是三大领主剥削农奴的无底洞，是吸干血后的敲骨吸髓。

　　农奴所欠的债务还有“连保债”、“代还债”等等。农奴还不起债，领主就强迫农奴用份地来抵债。为了生存下来，农奴又将被领主拿去顶债的份地租回来耕种。这样，一份差地既要给领主支应劳役地租，同时，又要交实物地租以顶债息。残酷之极的双重剥削，使农奴无论怎么当牛做马，也无法维持生计。

　　沉重的乌拉差役加上敲骨吸髓的高利贷盘削，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把广大农奴剥削得一无所有，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农奴终身辛劳却没有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完全丧失，社会生产力直接遭到破坏，加之农奴主将攫取的农奴劳动财富，用于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官员薪饷、供养寺庙以及名目繁多的宗教仪式，无人关心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之投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成为大问题，扩大再生产更是无从谈起。正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对广大农奴的残酷盘剥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导致整个西藏经济的衰败、萎缩、凋敝和人口减少。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记得上世纪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徐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