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精神下的教授们

　　北大的研求学问之风盛行于教授其间，他们治学严谨，颇下功夫，而北大又有其兼容并包之特色，故同门类不同派别的学问之争在此十分普遍。他们坚持已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已见。他们常常以捍卫真理的态度来抵挡别人的评价，而对对方的问题，往往亦是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这种争论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给予了学生充分开阔眼界之空间，培养了学生们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兴趣和能力，同时教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研求学问的精神也对学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如，五四时期，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每日朝夕相见，总是相敬如宾，互称先生，并伴以一鞠躬。而在学术上二位则观点相左，一到课堂上，情景大变，彼此攻击起对方的谬误来言辞严厉。

　　又如，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在老子的年代及《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上意见不同。按胡的说法，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于孔子；而按钱的说法，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因胡的观点先已在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言及，于是争论之始，胡适按兵不动之态，钱穆则起笔挑战，而胡依然不认可，于是便引来了一日胡钱当面的对峙：一次教授会上二位先生相遇，钱先生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先生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并不能使我心服；如能使我心服，我连我老子也不要了。两人大笑不已。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据曾为北大学生的王昆仓先生的回忆文章所载：

　　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的钱玄同，一位是老派的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还有一个哲学唱对台戏的故事。一是胡适先生所讲《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是梁漱溟先生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讲中国哲学，一个是布衣布褂的土学者讲东西文化，并且在同时同地的两间教室中。这场哲学对台戏吸引了许多的学生，因为两位都学术高深、学问精道，不仅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各有所长。

　　这种研求学问之风也深深地影响着学生们，他们善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和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亦得到了教授们的赞赏和鼓励。

　　一次名教授钱玄同先生讲授文字音韵学中的关于广东音韵，课下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钱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对其所讲提出不同意见。下次上课，钱先生面带微笑站在讲台上，问：“哪位是李锡予同学？”李站了起来：“我就是。”钱先生客气地说：“请坐！你的信我已看过了，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不是广东人，对广东的音韵只是一知半解，很感谢你纠正了我的纰漏。”接着他读了李锡予的信，还希望大家今后发现讲课中的纰漏，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还有一次，胡适先生讲课，提到某小说时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位同学站起来反驳说，有人说过，并指出在什么丛书的什么书里就有。胡适先生很惊喜，以后上课常常提及此事，并逢人便讲“北大真不愧为大”。

　　正是北大此种自由探讨之学风，使老北大在学术研究上收获颇丰：

　　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1920年，李大钊《唯物史观》课程，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大学教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开山之作。 钱玄同等提出《新工标点符号修正案》在全国颁布执行。

　　哲学对台戏的两位主角：梁漱溟(上)和胡适(下)

　　1921年，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在史学界影响很大。

　　1923年，商承祚著《殷墟文字类编》为最早的甲骨文字典。

　　1924年，孙云铸撰《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为中国第一部古生物专著。

　　1925年，刘半农发表《四声实验录》。

　　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创建地质力学理论。 顾颉刚等编《古史辨》，创“古史辨派”。

　　1930年，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在美学界形成重要流派。

　　1932年，熊十力著《新唯识论》。 曾昭抡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 钱穆著《先秦史》成一家之言。

　　1933年，孟森主持明清史料整理。

　　1934年，从吾讲授匈奴史及辽金元史，成为奠基人之一。

　　1936年，丁绪贤著《化学史通考》第一部化学史专著。

　　1940年，金岳霖著《论道》，

　　1943年，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证》

　　1946年，冯友兰著《贞观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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