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们课堂上的魅力

　　“丰富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这充分地表述了北大教授们的无限魅力之所在。

　　在北大，没有严格的课本，没有讲课深浅之规定，也没有课时进度之约束，一切都由教师们根据情况而定。在这样的课堂上，教授们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教授们的学风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教授们的个性在此得到了充分地张扬。

　　如果我们以课堂为载体，聚集起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以讲课为引线，串连起大师们多姿的风范，便更能够从中体味到其魅力之所在。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钱穆先生亦是学生们喜爱的教授。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息，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先生《北大与北大人》中写到：

　　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鲁迅先生讲课虽不像演说家的演讲，但课堂上却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听课的不仅是国文系的学生，还许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他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此外，还有刘师培先生，他作为北大中国文学的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学生们认为水平确实很高，他上课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所引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的文章也做得漂亮，可谓“下笔千言”。

　　教授中还有一类是口才较差，学问很高深的。如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将满腹学问都注入笔端了，而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应算在此列之中。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却不善于言辞，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

　　顾颉刚先生，乃“疑古学”之大家，著有《古史辩》。先生学问渊博，擅写文章，但口才偏差，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吃吃一会，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很快也很清楚。

　　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其学问亦是很高深的，但却属不擅讲课之例。学生们回忆：他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

　　不善讲者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实在难懂，讲，不如不讲者。如陈介石先生，他在哲学门(系)也是深受同学们的尊重的，他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门(系)讲中国通史。他讲课也是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上课时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于讲稿亦各成一套。据说就是因其一口难懂的温州土话的缘故，却促成了他的一种风格。

　　朱希祖先生亦在此列。他的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真不如粉笔写更好了。为此还常常闹出一些笑话。一次朱先生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先生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

　　讲课中有的教授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也有的教授则更注意前人的错误。陈恒教授便是这样。在讲课时他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待清楚，特别是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有的同学回忆陈先生时说：

　　“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教授中也有讲课喜欢标新立异者，有时异到胡说、离奇之地步。林损先生便是代表之一。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但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有时随口胡说。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时，竟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世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后来他在学校整顿中被解聘。

　　还有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其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据说他所著的《中国人的真精神》曾被誉为是“一部震炫欧洲思想界的煌然巨著”。他精通英、德等多国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既便是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也不是因其学问不精，而是因其教书不认真。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靠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竟一学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诗。

　　黄侃先生与辜鸿铭、刘师培曾为老北大三怪杰，其讲课的奇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田炯锦先生《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的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