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故事：蔡元培改革京师大学堂

　　蔡元培第五次来北京则是四年多以后的事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当年12月，蔡元培回国，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了教育总长。第二年2月，他以“临时大总统”特派“迎袁专使”的身份再次来北京。

　　民国初年的形势十分复杂，清廷倒台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自身的弱点所制约，难以控制局势，中国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各派力量明争暗斗，形势极其混乱。1912年2月，孙中山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以清帝退位、袁世凯承认共和制度为前提，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继任。但为了防止袁世凯颠覆民国，必须设法使他离开北京。因此孙中山又提出了三个具体条件：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律章程；临时政府的地点必须设在已经为各省代表所议定的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受任。

　　袁世凯是何等人，只要能获取政权，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于是，迎接“袁大总统”到南京上任的光荣使命就落到了蔡元培头上。

　　2月27日蔡元培率领专使团抵达北京，受到十分盛大的欢迎：火车站内专门搭起彩棚，全城悬挂五色旗，沿途无数民众夹道欢呼……。更为隆重的是，京城居然敞开了原先只供皇帝出入的正阳门迎接专使团的到来！蔡元培此时还算头脑清醒，绕道从东门进城，下榻东城煤渣胡同的原贵胄法政学堂。

　　2月29日，也就是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三天，袁世凯指使亲信曹锟发动兵变。当晚7时，曹锟的部队突然“造反”，劫掠居民，焚烧房屋，东城一带火势冲天，连专使团也被乱兵抢劫，文件行李损失殆尽。蔡元培等专使团成员从后院仓惶逃跑，躲到一个美国人的住宅里藏了一夜，第二天赶紧转移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这时又听到消息，北京附近的天津、保定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时人心惶惶，形势难辨，外国使团赶紧调兵进京护卫，气氛空前紧张。与此同时，舆论大噪，都说袁世凯即将南下是引起兵变的主要原因，反对迁都的呼声空前高涨。

　　其实这些事端都是袁世凯刻意所为，目的就是为了据守老巢北京，使孙中山“迁都南下”的要求彻底无法实现。但天性善良、一向易于轻信他人的蔡元培面临如此动乱，完全没了主意。他生怕由此引起国际事端，以致影响国家统一的大局，赶紧召集专使团开会，议决两条：第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第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蔡元培当即致电孙中山。事已至此，孙中山也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妥协。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词：“……希望我大总统为我中华民国造成巩固之共和政体，为全国四万万同胞造无量之幸福焉！”

　　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把希望寄托在独夫民贼的袁世凯身上，四万万同胞如何能够“幸福”呢！当然，我们不能把新生的共和国政府夭折的责任算在蔡元培一个人头上，毕竟当时袁世凯的真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就连孙中山也不免被蒙骗。善良、真诚、书呆子气十足的蔡元培虽然明知上了一个大当，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抱着对袁世凯的最后一丝幻想返回南京。

　　“大总统”既然在北京，政府当然也得在北京，有关的政府部门自然也必须在北京。袁世凯与新任命的国务院总理唐绍仪继续邀请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起初未予应允，但几辞几邀之下，忠厚的蔡元培却不过情面，还是答应了。于是，他于一个多月后的4月26日率教育部北上，再进北京。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期间，提出修改学制、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试图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教育体制。他还大胆起用在学术上各有所长的知名人士，如鲁迅、许寿裳、王云五等。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推行“廉政建设”，教育部从总长本人到所有部员，每月仅发津贴几十元，整个教育部每月的开支不过千元。

　　然而，他的这个“总长”并没有当多少时间。1912年6月，国务院总理唐绍仪因无法与袁世凯合作，断然辞职。蔡元培不顾袁世凯的虚情挽留，也坚决提出辞职，离京南下。这一次，他是彻底不想作什么“官”了。听说有一个出国留学的空缺，便向教育部提出留学的申请。可是，堂堂前教育总长，怎么能被当成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待呢？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教育部虽然决定把留学生的费用由他使用，但名义上并不能把这个46岁的中年人叫作“留学生”。蔡元培不管名义如何，对于出国学习是十分认真的。当年9月，他携妻子及一双儿女再赴德国，仍然进莱比锡大学听课，后来又去法国。如此一去，居然又是整整四年。

　　在这几年中，国内仍然发生了许多变故。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当了总统，许多社会名人推荐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1月回国时，他的朋友对于此事执两种不同意见。蔡元培曾说：“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算失败了，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勇于逆流而上的倔强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于是，他于12月22日第七次来到北京。12月26日，任命令公布。1917年1月4日，正式到校就职。

　　前面已经说到，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源自于强学会。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是为鼓吹变法维新、介绍西方民主与科学而成立的组织，后来因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而被封闭。不久，清廷将强学会加以改造，成立官书局。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同意设立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即并入其中。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停办，至1902年才得恢复。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改为“北京大学校”，后来称“北京大学”。可见，北京大学的演变过程是始终和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北京大学原先的名声并不好。京师大学堂初办的时候，学生都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有听差，老师讲课时，要由听差通知：“请老爷上课了！”所以这个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民国初期改为北京大学后，学生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仍把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因此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学生思想涣散，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京城颇有“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917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接着，马列主义学说也逐渐进入了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活跃，为蔡元培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首先要改变的，是学生的观念，在进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要提高学生的素质，必须要有学识出众、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员，因此蔡元培诚邀一大批进步人士进校任教，同时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或留用各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此外，他还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开展学术研究，提出“学为基本、术为枝干”的主张。由于蔡元培的大力革新，一扫旧日积弊，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在客观上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地。1918年，在沙滩建成了新校舍红楼，使学校的规模有很大发展。而一年以后，这红楼竟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