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起初是很不赞成的，他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因此，1918年北京学生为抗议政府亲日卖国而游行情愿，北大学生也积极参加，蔡元培竭力阻止，甚至竟因此而“引咎辞职”，后因多方挽留方才作罢。但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个爱国者，在内心里对于学生们的行动还是同情的。因此，到了第二年，巴黎和会做出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决议、而北京政府居然准备接受的时候，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反对，蔡元培对学生的的爱国行动不仅不再阻止，而转为坚决支持了。

　　谈到“五四运动”，自然就要提到蔡元培在北京的那处故居了。

　　蔡元培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1917年至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段时间。那期间他曾多次出国，而且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也有多处，而后来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住处定为其故居，有十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蔡元培故居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原门牌为33号，为东、西各三进宅院，后分成现在的75、77号两个院子，蔡元培住过的地方在75号。他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将5间倒座房作为客厅；第二进院子有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右各带1间耳房，另有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第三进有北房5间，带走廊。

　　1919年，为反对《巴黎合约》而拟议发起的抗议运动，原定为5月7日举行。但5月2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向正在巴黎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拍发密电，命令代表在合约上签字。国务院电报处一名职员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的同乡，连夜偷偷向林报告了消息，林长民当即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汇报。本来，外交委员会已经于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签合约，并将发给中国使团的电报稿呈报总统徐世昌，由徐交给国务院拍发，不料竟发生如此变故。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虑，5月3日凌晨，他专程前往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家中，告知消息。

　　蔡元培听后大为震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指望政府坚持立场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此时，他只有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学生身上。当天上午，蔡元培召集罗家伦、傅斯年等部分学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况，并立即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讨论形势。同时又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干事的身份，与副总干事王宠惠、叶景莘联名致电中国使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劝其不要签字。与此同时，各校学生代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对于这次大会，蔡元培不仅没有“阻止”，还特地召集学生代表谈话，予以鼓励，并再三嘱咐，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严守秩序，以免为政府干涉造成口实。

　　5月3日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为调动各方力量以促成第二天的行动而竭尽全力，东堂子胡同他的家中人流如梭，通宵未得安宁。

　　5月4日下午，数千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并与不断加入的市民、工人、商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游行。蔡元培坐守家中，接到政府方面要求他召回学生的电话，他回答道：“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对于让他立即前往教育部商量善后办法的要求也不予理会。示威队伍冲破军警阻拦，行至卖国贼曹汝祥的住地赵家楼，火烧曹宅。赶来弹压的大队军警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北大的20人。

　　此后，蔡元培冒着危险多方营救，使被捕学生于5月7日全部获释。接着，反动政府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欲解散北京大学、惩治进步学生。为保全学校，保护学生，蔡元培毅然决定出走。北大及各校师生组织请愿、罢课、游行，强烈要求蔡元培回任，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一时间学潮汹涌。6月28日，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9月12日，病后初愈的蔡元培回到北京；9月20日，北京大学三千余人在法科大礼堂召开欢迎蔡元培返校的大会，盛况前所未有。如此“校长救学生、学生留校长”的佳话，世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