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作者：林毅夫

　　一.前 言

　　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年均增长9.0%，12年间共增加了2.8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年共增加了5.6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年间年均增长9.9%，比城市高出四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 ，第17页，94页，148页)。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2]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 1994；Woo, 1993;Sachs and Woo, 1994 and 1997; Qian and Xu 1993)，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 Schleifer,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

　　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Dornbusch, Krugman, Layard, and Summers,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iny, 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有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就会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 1991;Kornai, 1990;Lipton and Sachs 1990; Wiles 1995)。据此，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

　　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事实与90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84倍；乌克兰达到10155%，即一年上涨101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1990年的50%，乌克兰只达到40%。[3]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年俄国男性的寿命预期是64岁，而1994年下降到了58岁(Gregory and Stuart, 2001, p. 470)。总之，推行“休克疗法” 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了“休克疗法”，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 1996; Dabrowski 2001)。[4]

　　在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从8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在90年代仍未彻底完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90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0.1%，比改革初期12年间还高出了1.1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 ，第17页，94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可在这10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在80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Oliver Blanchard), 斯莱夫(Andrei Shleifer), 维希尼(Bobert Vishiny)，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 1995)，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组织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或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第四节说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现象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五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六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

　　二. 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Friedman 1953)。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是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所谓“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5]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 “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

　　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既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

　　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为什么一个企业会不具自生能力？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是否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

　　如图1所示，假定有一个只拥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经济。图中I是一条等产量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的生产技术，A点的技术比B点的技术资本密集，但两种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量相等。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到底以哪一个技术来生产较好，则取决于哪一种技术的生产成本较低，如果这个经济中等成本线是C线，那么，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只有选择B点来生产的企业才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如果选择了其它种技术来生产则企业将会有亏损，例如，如果采用了A点的技术，亏损将达C和C1的距离SA。同理，如果等成本线是D，则只有选择A点的技术，企业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一个经济中，到底等成本线是像C或像D，则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结构。如果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会像C而不像D。相反，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资本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将会像D而不是C。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如果和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不一致，这样的企业不具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补贴和扶持下才能存在。

　　我们可以把上述一个产品的经济的讨论扩展为一个产业中有许多产品的经济，以及一个经济中有许多产业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6]如果不一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他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