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

　　对中国崛起的最大争论是这一崛起过程是否会对地区和世界造成不可避免的威胁，从而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并引发难以控制的大国冲突、甚至战争。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和认识权力关系的基础内容。“中国崛起”如果能够真正走出一条和平的道路，显然，这代表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经验的颠覆。正因为如此，中国崛起才具有如此重大的震撼力，从而使得围绕着这个命题的争论可能还仅仅是刚开了一个头。

　　中国崛起的另外一个争论的动因，是美国强烈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对其现有霸权地位和利益的冲击。这种利益驱动的关注远比理论驱动的争论复杂和尖锐得多，因为这不仅涉及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也涉及西方政府在价值上对中国的排斥。因而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背后，有着出于保护私利需要而对中国未来的警觉的、难以掩饰的价值动机。

　　1993年围绕着世界银行以购买力评价(PPP)标准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出现的中国经济实力排行世界第三位的报告，以及欧佛霍尔特(William H.Overholt)对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断言，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波的“中国威胁论”。最开始的这两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都对中国的未来持积极的看法。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Kristof)在1993年《中国崛起》一文中，提出了两个理论性的命题：一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的权力；二是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内在特点不稳定的国家，如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一直深受西方伤害，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一直有被排挤、欺负和受伤害的“巨人的痛苦”。克里斯托夫的结论仍然认为中国将来不太可能是一个“侵略性的、不负责任的国家”。

　　然而，世界银行报告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在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三份材料最大的震慑力，是它们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美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美国朝野在“政治倾向”层次上产生的“中国威胁”看法，成为主导90年代美国有关中国问题辩论的最主要的分野。

　　在1993年，“中国崛起”还并非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只能说是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所带来和展示出的某种潜力。“中国威胁论”接踵而至，最重要的原因是受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响，美国的“中国视角”普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六四事件”使中美两国的人权和制度对立问题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尖锐化和模式化了。虽然老布什政府在“六四事件”之后仍竭力想要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但美国国会、媒体和人权组织都强烈要求白宫说明人权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基本定位。人权问题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中国威胁论”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多样化的利益背景和多元化的利益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常常在中国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美国国会又需要不断制造理由来干预白宫的中国政策，美国舆论更是把中国问题视为表达美国人民看法的重要领域。“中国威胁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必然产物。

　　其次，很多美国人、包括政治精英都对中国所知甚少。美国公众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的看法经常在两个极端上摇摆。要么是尼克松访华后在对苏冷战的时刻，美国人突然对中国有一种多了个“帮手”的天真、简单的同情和好感，要么就是1989年后一边倒地认为中国是一种“邪恶”。这种对立的、非常极端化的中国观直到90年代中期都没有改变过。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并不重要，以至于中国问题在向来以功利主义著称的美国没有多少需要曝光或者认真看待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一开始，在美国人看世界的“余光”中，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神秘、古怪和另类的国家。这种印象几乎根深蒂固。

　　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地按照西方的制度原则和社会结构来判断和衡量中国，按照美国人所认知的“常理”来认识中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偏见很深的人士就直接叫嚷“中国威胁”，而严肃的学者至少认识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中国能否顺利进入“后邓小平时代”、平稳渡过权力交接，中国的内在社会关系紧张将如何克服，以及中国未来做什么样的政策选择，等等。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并不必然就是“威胁”，但“威胁”至少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他们从西方学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同样难以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准确和积极的勾画与预判。如沈大伟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磨损”、犯罪直线上升、年轻人异化、知识分子反叛及“拜金主义”盛行，国家权威的下降和道德水平的堕落是根本原因。然而，这些问题事实上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个人权利自由和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不同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局势的判断。

　　从对中国抱有偏见的角度出发，这些变化不仅被视为是中国政局和社会动荡的表现，更是中国对外政策有可能受国内危机影响而变得更具有“威胁性”的前兆。为此，鼓吹“中国威胁”的有些学者甚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么认为国内关系的紧张将使中国崩溃在所难免，所以一个“即将”崩溃的中国的威胁性也就自然降低了；要么从中国的强大的“威胁论”转向中国“衰落”的“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崩溃同样将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至少中国未来的前景存在很大的脆弱性，中国对世界的威胁始终都难以消除。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中国威胁”，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威胁论”也被夸大，但并不等于中国不是“威胁”。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最好的结果无非是成为一个“二流的中等强国”。西方国家不需要太把中国当回事，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认真实行“西方希望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这种从所谓西方人的“常理”出发来认识和判断中国问题，当然难以避免扭曲和偏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美国人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最好是首先改变他们所通常认为的“常理”。

　　90年代“中国威胁论”观点的第三个特点或者说是第三种状况，是基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展不确定的现实而产生的“威胁意识”。这是一种立足于美国自身利益，需要找到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的下一个敌人，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更好地有所准备而在思想上做出的必然反应。在美国冷战后将要面对的不确定世界所产生的新威胁中，无论是在安全理论上还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新定义上，中国都是一个不可能漏掉的、最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威胁的对象。

　　冷战结束后，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美国来说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因为冷战结束得太快，美国还来不及为国际体系的过渡做好准备。正如乔治·凯南所言：“冷战的结束，把美国推到了一个似乎还缺乏存在一个重要的敌对大国的世界，很明显这也给美国人提出了谁将是美国最重要的敌人这样一个只有少数人准备好回答的问题。”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是美国政治评论员诺曼·奥斯坦因提出的问题：“什么应该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一个已经不再有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世界上应该做的事？”在只有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世界里，美国的战略终究应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困扰美国的话题。这种困境正如基辛格所言：“失去了需要与之奋战的敌人之后，美国就像‘飘荡在新世界汪洋中’，比曾经历的20世纪任何时期都要安全，但却没有了要去完成的使命。”

　　为此，美国一方面积极着手制定冷战后新的全球战略，继续维持与巩固美国在单极世界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则开始寻找新的“敌人”。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看来，无论是拒绝“民主化”进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特点，还是缺乏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军控与裁军制度的热情，中国都是美国潜在的最重要的“敌人”。虽然在官方政策上，美国仍然维持了对中国一种模糊的“非敌非友”的关系，但美国的东亚地区安全战略的调整，很快围绕为了防范和遏制中国这个最有潜力的“敌人”来进行。

　　首先，在地区安全方面，美国认为“后霸权时代”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出现一个在区域层次上对美国利益的直接挑战者。随着两极体系的崩溃，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两极体系的崩溃导致美苏全球战略对抗结束的同时，在区域层次上留下了新的权力真空。如果出现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那样的地区性扩张国家，不仅排斥美国的利益，而且也将实质性地损害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这种新挑战者出现的过程，就是美国的战略研究者们所说的“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过程”。如果美国无法对这个过程以有效遏制，新的活跃的地区力量将必然把挑战的矛头指向美国。即使不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地区性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过程，也必然是损害美国既得利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