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许智宏：学生学业有成是我最欣慰的事

　　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到北京大学校长，从科研工作者到中国最高学府的“家长”，这位温文尔雅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着怎样的激情与困惑？在北京大学的春天里漫步，猛然驻足凝思，他最感欣慰的事情又是什么？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科学时报》记者走进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办公室，听他谈北大在人才培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思考，北大的教育改革以及自己的校长经历。

　　“我更喜欢大家叫我‘老师’”

　　《科学时报》：您的身份既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您更喜欢别人称您院士还是校长？

　　许智宏：其实我更喜欢大家叫我“老师”。

　　早年我从国外回来，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几年后研究所让我担任副所长，我推辞了。我向我的导师求教，导师也觉得我应该先好好做科研工作。但后来，研究所的很多同事都推荐我当副所长，研究所也作了决定。这时，导师叮嘱我说，既然研究所要你去做管理工作，你就要好好做；而且切忌只顾自己实验室的利益，应站在整个研究所的立场谋求整个所的发展。

　　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我也是一头雾水，而且学校还发生了很多事。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自己的角色。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近10年来北大的发展还是很好的，应该说，这一阶段是北大发展最好的阶段。这里面当然有前任校领导的扎实工作作铺垫，也有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尽管有来自社会的压力和各方面的挑战，但北大始终坚守了作为一个学术重镇的定位。北大的老师学生也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对自己的工作也基本满意。

　　《科学时报》：在跟您接触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您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一天到晚都很忙。您觉得在中国当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应具备哪些素质？

　　许智宏：老实说，我很羡慕国外大学的校长。北大重要的合作伙伴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两年时间内就来中国访问6次，到北大有4次。国外校长管得更多的是学校的发展战略、经费筹措以及吸引优秀人才等问题。但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在中国做校长，我们还承担了一大堆本该由社会承担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的国情。

　　在今年人大会议期间，我与几位校长和其他代表又呼吁，应加紧修订《高等教育法》，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能够确保大学规范地行使权利，又避免“千校一面”，并确保国家的投入。但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许多事情也不得不考虑。大学的校长要花不少时间处理很多具体的行政性事务。

　　我觉得，中国大学的校长，首先必须有献身精神，也要有很好的精力。在当校长之前，我在中科院工作，外出访问考察时，很多时候都是去学生家里落脚，这样很自由。但现在作为校长出去不行了，除了工作外，北大在各地的校友、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都要见你，日程往往排得很满，连周末都安排满了。当了校长，社会关注度会很高。8年下来，我确实感觉有些疲劳了。

　　要领导好一所大学，还必须有一个很好的领导班子。我在北大这8年，与三任书记的合作都很好。虽然领导之间有时对问题的看法也有不同，但大家都能通过讨论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作为校长，还必须有一种宽容的心态，能正确面对各方面的批评。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我们的核心使命”

　　《科学时报》：有人提出，北大和清华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

　　许智宏：对于世界一流大学，谁也没有给出定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时，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之后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我们要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

　　但作为一所大学来说，要想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则必须在引领科技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师级学者。一所大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培养出的学生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

　　此前，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校长来北大访问，他认为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季羡林先生也认为北大一些学科已是世界一流。但北大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研究型大学，仍应该围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继续加强建设。在某些方面，我们与国外知名的高校还有很大的差距，仍需要继续努力。

　　《科学时报》：创新型人才是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人才培养新目标。那么，北大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

　　鲁迅先生讲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是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100多年的历史，虽有挫折，但追求不断创新从未停止过。北大的学生培养工作，就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北大学生的基础是很好的，是全国优秀的学生。但能不能培养成创新型人才，还要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北大更关注的是培养学生们的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创新精神。

　　北大近年来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很大。比如生物学研究，需要很多精密仪器设备，这对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北大也注重建设好野外实习基地，成本也很高。通过不同的教学环节，来培养学生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本领，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理念。现代社会的知识更新很快，如果学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就可以不断学习。此外，北大给许多老师和学生提供种机会与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所交流，进行合作研究，这也能提升老师学生的创新能力，开拓他们的国际视野。

　　我在北大8年多，感到北大的学生在社会上得到很好的认可。毕业生总体说都有很好的基础，有很好的追求。北大每年的本科毕业生约有20%出国深造，另有超过50%在国内读研究生，直接找工作的不到30%。很多学生都是读完研究生再去工作。

　　这些年社会上过多地宣传高考状元，我觉得这样做对青年的成长不利，因为状元只是在高考时多考了几分而已，一进入北大，所有的学生都是从头开始。中国去年有1000多万高中毕业生，在这么庞大的生源中，北大只招收3000名本科生，这些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北大是全国的北大，我们的生源必须保持多样性。北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目前少数民族的学生就有2600多人。

　　我想大学应该是一个花园，我们每位教师都是园丁，花园里应该生长有不同的花草树木，我们园丁的责任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使每个学生在校园里得到最好的成长，但每个学生又有非常鲜明的个性。

　　北大的目标是培养国家需要的，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人才培养，需要积累，不能急功近利。

　　“不进行改革，大学也会丧失活力”

　　《科学时报》：近年来，北大启动了许多先导性的改革，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您如何评价北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许智宏：北大的许多改革仍在进行之中，并在稳步推进。改革的方案需要不断改进，而改革成果的显现也需要时间。

　　比如，北大的人事改革，其目的不是为了裁减人员，而是为了促进人才培养，为了促进队伍的优化，以实现自己的办学目标和理念。

　　北大本科教育已经实施很多年了，我们提出的“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分流培养、因材施教”16字方针也已广为接受。比如说北大元培班，是本科生教改的一种尝试。“元培计划”及以此为目标的教改，允许学生在入学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生活了解学校与专业，培养兴趣，并结合自己的能力选择学习和发展方向。这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学生有比较宽的学科基础，较为牢固的专业精神。目前，元培班学生基本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术志向选择了专业，绝大部分满足了志愿。

　　我们一位元培班的女生，进入学校后发觉自己对理工科比较感兴趣，于是她从文科转到了生命科学，但她后来发现生命科学也不是她的兴趣，于是她又转到了环境科学。这位学生目前在环境科学方面学业优异。我们应让学生学会选择，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身的能力选择专业。我们认为，学生的兴趣与国家需要是不矛盾的。

　　我刚到北大时，正是世纪之交。不进行改革，大学也会丧失活力。北大只是抓住了改革的时机，不失时机地推进了改革，虽然许多改革制度还不完善，但可以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完善它。而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不及时推进改革，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

　　但一个政策一旦出台了，就不能老变，改革不可能每年都要有新措施。任何工作都有延续性，需要不断改善。改革不可能是激进的，过于激进的改革，是会翻船的。

　　《科学时报》：近期有人提出取消中国科学院，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并入大学。您既担任过中科院的领导，现在又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您对此有何看法？

　　许智宏：我不同意取消中科院这种简单的提法。中国科学院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在我国长期的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中科院起到了很大作用。建国初期，为建立中科院研究所，国内大学抽调了很多力量，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

　　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与科研脱节，很多大学主要是教学，并不承担科研项目。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研究型大学的投入，这一方面促进了高校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

　　事实上，除了中科院的研究所外，国内还有其他许多研究院所，比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等。目前，应该探讨如何形成机制，使这两部分力量加强合作，协调互补。

　　在中科院的知识创新三期工程中，也提出了应该加强与大学的合作，比如设立联合实验室等。除了现有的研究所，应更多地与大学开展合作。我记得在我离开中科院领导岗位时也提出，希望中科院新建的研究所、实验室，更多地考虑建在大学里面或在大学附近，以便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

　　目前，北大与中科院化学所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已经联合成立了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而国家纳米科学研究中心就是中科院化学所、中科院物理所与北大、清华合作共建的。北大天文系的建设也得到了国家天文台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努力为师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条件”

　　《科学时报》：能否谈一下您担任北大校长的8年多时间里，最让您热血沸腾和最让您感到困难的事是什么？

　　许智宏：我自认为自我调控能力比较好，不会有太多的热血沸腾，也不会因为感觉困难而情绪一落千丈。作为一位科学家，我不会有太多冲动，而是相对比较冷静。

　　在这8年多的时间里，最让我感觉兴奋和欣慰的是，看着一批批的优秀学生完成学业走出校门，加入到为国家建设的队伍中，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对此我感到无比自豪！每年北大的学生在国际上获得大奖，我也会很兴奋。学生与老师不一样，他们毕竟还是一件未经雕琢的璞玉，他们能在国际上获得奖项很不容易。

　　2006年，模拟联合国大会在北大开办，总共1400多位国内外学生参加，会期近一个礼拜。这个大会的策划组织工作都是北大学生和哈佛学生做的，我也只是在开幕式上去致辞，给他们捧场，因为北大的学生在组织活动时向来不太希望学校干预太多。当时我就想，有时候我们组织一个几百人的学术研讨会都很困难，而同学们组织了一次这么大型的国际会议，如此成功，我很钦佩他们的能力，他们为北大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当然也有很多困惑。刚到北大，我去学生宿舍参观，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985工程”刚启动，我发现很多学生宿舍与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太多改变，只是由8人合住变成了6人合住，但宿舍楼依然很旧，学生的东西很多，宿舍里塞得满满的。再去教室、餐厅走走，也都很破旧，我们文科的许多教师连办公室都没有。

　　虽然我们说艰苦的环境能锻炼人，但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善，作为校长，看到没能给学生老师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工作环境，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些年北大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也在改善，使我们能吸引海内外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来北大任教。事实上北大老师的待遇在全国高校中不是最高的，但老师们都能安心在北大作教学科研。许多在北大任教的院士，也并没有因为待遇低而离开北大。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改善各种环境，正在为师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希望能改善教师的待遇。但我们同样注重在学校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精神，我想这对于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时报》：北大的校园是很美的校园，您最喜欢去北大哪个地方？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许智宏：北大的校园很美，北大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过去近10年中我们已经投入8000多万元的经费用于保护和维修古建筑。我以前在中科院工作的时候，因家离北大很近，经常到北大散步。但我现在很少在北大校内散步了，一方面事情比较多，另一方面在校园认识的人比较多，碰到熟人都要聊一聊，碰到学生常常要一块儿合影拍照，这样就散不了步了。但我还是会抽空到学的各个角落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在北大的校园里散步，实在是一种享受。另外，北大有很多讲座，很有意思，我也很感兴趣，也想去听听，但也是时间不允许。

　　不过，北大校园不光是漂亮，它本身就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北大的学子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校园。北大一些地方铺了草坪，有学生给我写信说不应该铺草坪，因为铺草坪又费水，生物多样性也减少了，比如校园中人工草坪上鸟的种类就很少，所以今天北大校园里，很多地方留着杂草。我本身也是研究植物的，我们北大校园是生物多样性很丰富的地方，校园内树丛中、草坪中的花草、鸟类，生命科学院的学生都观察过并作过统计。

　　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喜欢集邮、爬山。在中科院当副院长时，下班后只要没有会议，晚上的时间我可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些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论文文献。但现在当校长不一样，各种事务安排得满满的，很多工作只能晚上带回去做。下班时，我常会半开玩笑地问秘书有没有“家庭作业”。许多国内外领导人要来北大，都要接待安排。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在北大召开，我会根据重要性选择出席。其实，这些活动使我也学习到不少东西，对我从事管理工作也很重要，因为可以从中了解背景资料和信息。(作者：崔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