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璋：我的北大岁月

　　我于1956年进北大哲学系，在校五年。

　　这是一个多事的年代，艰难的年代。因此，我的北大岁月，也是欢乐多多，无奈不少。

　　最值得高兴和自豪的是：当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多，一个小小的系竟集中了二十多名教授，而且多数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包括冯友兰、冯定、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宗白华、洪谦、熊伟、朱谦之、郑昕、王宪钧，等等。因此，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课的基本都是著名的专家、教授。例如，我们的中国哲学史课老师就是鼎鼎大名的冯友兰。他讲课时，手中只有几张卡片，却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妙趣横生，听课者如沐春风、如醉如痴。更为有趣的是，给我们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课的竟有全国著名的摩尔根学派遗传学专家李汝琪教授，在课堂上他除了给我们生动地讲解摩尔根遗传学的基本原理，还讲了当时生物学界由于受苏联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论争的影响，压制摩尔根学派的情况，讲了毛泽东怎样“解放”了他们。可见，当年在北大，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是平常事，甚至给外系开不怎么重要的基础知识课，都派出这样著名的教授。有幸聆听这些名教授讲课，真的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后来，我们班上的石仲泉同学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的研究生，张家龙同学成为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王宪钧的研究生，王秀芳同学成为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的研究生。当时，这三位研究生导师都是全国一流的教授。石仲泉等同学有幸成为他们的弟子，真让我们羡慕不已。常言道：“名师出高徒”，一点不假。这三位同学后来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骄人的业绩，特别是石仲泉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共党史领域，更是成果累累，贡献卓著。他的《我观毛泽东》《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等著作，在全国理论界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我为这些有成就的同学自豪，为北大哲学系自豪，为自己曾经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自豪。

　　在北大，还有机会接触许多中外著名的政要，令我们大开眼界。例如，1957年上半年就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邓小平陪同下到北大演讲，还有印尼总统苏加诺在陈毅陪同下在清华园演讲，我们北大也有部分学生参加。记得在苏加诺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时，台下有些同学不大守规矩，陈老总当着总统的面还发了一通小小的脾气，使我们有机会真切地感受陈毅所特有的豪爽性格。再有，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缅甸总理吴努曾到北大给我们这些哲学系师生作佛学报告。记得吴努演讲结束后，马寅初校长请总理讲话，起初总理不肯讲，马老就干脆拉着总理走上讲台，结果总理只讲一句话：“今天吴努总理到北大作佛学报告，说明我们国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外交辞令，对吴努的演讲既没有否定，更没有肯定。当时他也只能这么讲。那时还有一个惯例，就是每年春末夏初总有一位中央领导人给当年的北京高校毕业生作报告。我们的上一届是周恩来作的报告，我们的下一届是彭真作的报告，我们1961年这一届是陈毅作的报告。陈毅报告的主题是“又红又专”，特别强调要“专”。记得他讲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没得饭吃、没得衣穿就来找我陈毅，但是你们工作不努力，搞不出成果，我是要找你们的。”他讲得真诚实在，我们听得热血沸腾。

　　在北大，更有机会聆听许多校外名人、专家的报告、演讲。例如，我曾有机会听到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报告，“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报告，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报告，《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报告，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黄宗英夫妇的报告，著名的戏剧作家吴祖光的报告，等等。吴祖光先生讲的话，我一辈子记着。他说：过去老北京到戏院看戏，不叫看戏，而叫“听戏”。就是他们侧身坐在座位上，眼睛不看戏台，甚至闭着眼睛，只用一只耳朵对着戏台，摇头晃脑地在那里听戏、陶醉。当时在北大，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名人来校作报告、开讲座，人分流了，每个场子人都不多，吴祖光这样的名人在梯形教室作报告，来听讲的也不过四五十人。杨沫来作报告时，只来了十多个人，报告会变成了座谈会。可贵的是，当时这些名人对此并不介意，照样谈笑自如。

　　在北大，我碰到头一件无奈的事，就是“反右斗争”。我们班上33人，竟有11位同学被打成右派。第二件无奈的事，就是1958年北大的“教改”。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我们哲学系号召大家“破除迷信”，组织学生参加编写教材。最可笑的是，当时组织我们这些连古书都看不大懂的学生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此事后来自然不了了之。

　　哲学系还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开门办学”。什么叫“开门办学”?就是什么课也不上，只是到农村参加劳动和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这样在农村折腾了近一年，直到1959年夏才回到北大。

　　第三件无奈的事，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的北大“反右倾斗争”。我有幸躲过了“反右派”一劫，“反右倾”却躲不过。1958年秋我参加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联合调查团赴河南信阳鸡公山公社调研，因为写了一份否定农村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成为反右倾的重点对象，受到团内“警告”处分，算是处理最轻的，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不仅被开除团籍，而且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哲学系的常务副系主任汪子嵩教授，不仅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而且被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送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改造。

　　第四件无奈的事，是碰到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实在难过。虽然作为“天之骄子”，我们大学生每人每月尚有30斤左右的粮食定量，但因为副食品少、油水少，肚子还是饿得慌。1961年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毕业离校前夕，搞了一次全校毕业生大会餐，学校千方百计弄副食品，校领导甚至下令把未名湖的水抽干抓鱼，我们每人还上交三两饭票。会餐结束，总的感觉还是没有吃饱。

　　我的北大岁月，已经或即将过去半个世纪。回顾这五十年的历史，感慨万千。

　　我对母校北大的感情，将陪伴我的一生。近三十年来我每次赴京，都要花上一天时间到未名湖畔静坐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