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江平：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图)

　　南都周刊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夏春燕

　　中国要搞宪政社会主义

　　南都周刊：“呐喊”是你现在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吗？

　　江平：(笑)这本书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近期的演讲集，他们挑了里面的一句话做标题，我也同意。这个标题有两个意思。第一，我现在已不参与任何的人大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仅是一个教授。第二，作为搞法学的，希望中国现代的法律精神能够得到更高的贯彻。现在看来离这个还有距离，希望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上，现代法制理念、现代宪法精神上、民主政治上能够呐喊一下。也许有人感到我把自己抬高了一点，与鲁迅的“呐喊”类比，但现在中国的确需要在宪政理念和法治精神上呐喊。

　　南都周刊：“我所能做的只是呐喊”，这里面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也有一种悲怆的感觉。

　　江平：过去我担任校长也好，在全国人大参加立法工作也好，我所能做的还多一点。现在只担任教授，我只能是发声呼吁。当然，第二层意思也很明确。如果现在社会很理想了，当然不需要呐喊了，就是因为现实与理想还有很大的差距。

　　南都周刊：你曾谦虚地说，你没有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过法学名著，你更多的是一个法学教育家和法律活动家。你们这代人既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的切肤之痛，也参与了改革开放后的立法工作和宪政呼吁，你怎样看待你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使命？

　　江平：在中国一百年以来的法学人中，刘桂明把我们看作第四代法学人。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出生的，1949年正好是十八九岁的年龄，参加了革命，也参加了新政权的建立。在那个时代，我们上一代的法学家，除了搞国际法的，后来得到了一些重用外，其他的都被看作是旧法人才。

　　南都周刊：您78年的人生历程，无论是受到的屈辱磨难，还是获得的荣誉褒奖，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无不交织在一起，回首时你会有什么复杂的感想？

　　江平：从我们这一代法律人来说就是两个。第一是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是一个很坎坷的道路。从开始1949年比较注意法制和法律，1951年第一批派到苏联留学的300多个人当中，专门派去学法律的就是12个人。学苏联，苏联也注重法律啊。但1957年反右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法律实用主义，践踏了法治，导致了十年浩劫，这三十年我学的法律一点用处都没有。

　　南都周刊：留下了很多遗憾。

　　江平：很大的遗憾，我学的东西一点也用不上，国家也不要法律。但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法治建设确实和前三十年完全不一样，对法治的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包括现在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法治。

　　但我们要看到这三十年有进有退。总的是进步了。我常常说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这进了，明天那又退了，也有不少遗憾。现在宪政怎么样？宪法权力保障怎么样？言论和新闻方面连法律都没有，还都是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快，市场经济建设快，而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人权保障发展方面，法制完善方面还是相对滞后的。但中国终究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健康的、法治的道路，还要进一步走上宪政的道路。现在不是就到底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展开争论吗，我的发言就是搞宪政社会主义。

　　南都周刊：像这本演讲集所呈现的，你近几年不断地在一些公开场合，在媒体上发言呼吁，觉得有紧迫感？

　　江平：当然，但不能理解为，我呐喊好像我就是先知先觉。现在社会的确是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宪政的重要性。为什么说“呐喊”？就在于环境开始封锁你。